“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应该说这是我见过的关于革命最好的解读。
革命的始发地，居然来自于一场麻将局。
王学圻饰演的富商李玉堂，家中高朋满座，氤氲的茶烟与麻将的碰撞声不绝于耳。
这里没有革命的激昂与辩论，只有牌桌上心照不宣的人情往来。梁家辉饰演的陈少白，便是这牌局外最特殊的访客。
他在麻将的喧嚣声中把李玉堂叫到偏僻处，声音压抑却情绪激动：“孙文，要来了。”
李玉堂张口便是一句：“你又想要多少钱？”
看，这就是现实。
陈少白用一堆大道理，向对方兜售自己的 “革命理想”。
有那么一两刻，精明的李玉堂差点就信了。
对他而言，革命只是一桩生意：
李玉堂们提供筹码，陈少白们负责操盘。
一次起义的失败，不过是一局牌的终了，洗牌重来便是。
至于那真正需要押上性命的厮杀，自然被 “外包” 给了外面那些看不见的死士。
梦想、革命、民主、自由、共和、大同，这些在革命者中口口相传的词汇，在麻将的碰撞声中，似乎触手可及。
然而，清廷却不会按照他们设定的牌理出牌。
阎孝国亲自带队，情报精准、出手狠绝，一夜之间，精心培养的革命死士被屠杀殆尽，陈少白也落入敌手。
冰冷的现实如同一只无情的手，掀翻了这张想象中的牌桌。
筹码尽失，李玉堂终于意识到局势的严峻
下一张牌，该打谁？
答案不在他熟悉的厅堂里，而在香港腥咸的海风与潮湿的街巷中。
他不得不走向报馆编辑、商行伙计，却仍不够。
他必须躬身，去请求那些真正的 “贩夫走卒，流民乞丐”：
拉黄包车的阿四、流落街头的乞丐刘郁白；
卖臭豆腐的王复明、身陷赌海的前夫沈重阳；
一支由三教九流、乌合之众组成的孙文护卫队，就这样仓促成军。
他们身着长衫、短衣、西装，形色各异。
他们精通各自的生存技艺：如何更快拉车，如何让臭豆腐更酥脆，如何吞云吐雾，如何耍弄拳脚。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不懂什么是 “革命”。
就连李玉堂自己，也未必真懂。
当他需要鼓动这些人时，只能笨拙地、像复读机般重复挚友陈少白灌输的宏大词汇。
他的动作坚定，眼神迷茫，那些共和蓝图、革命理想，对他而言同样是一知半解。
支撑他的，更多是对朋友的承诺与情义 ——“既然这是少白豁出性命要做的事，我必替他完成。”
所有的参战动机，从来与 “革命大义” 无关：
黎明饰演的刘郁白，是为了一把铁扇和为爱求死的解脱；
巴特尔饰演的王复明，仅仅是因为一饭之恩；
车夫阿四，是为感谢雇主成全自己心心念念的婚事；
方红、沈重阳等人，或为复仇，或为忠主，或只是单纯出手相助、惩恶扬善。
他们只知道，受李玉堂之托要 “保护一个重要的人”，甚至没听说过、也根本不在乎孙文是谁。
这份纯粹又朴素的动机，让人物情感与形象更显多元立体，也更生动鲜活。
原来：那些为革命慷慨赴死的人，未必都懂得革命的真意。
深夜，李玉堂与刘郁白对饮时，他问了一句话：为了一个女人，值吗？
刘郁白眼角淌出一滴热泪，反问道：为了明天的事，值吗？
二人的嘴角，都有一丝苦笑。
当你在黑暗世道里决意做一个有情义、有良知的人，这份决心，就是革命。
如同刘郁白在黑暗中，舞起那把铁扇，偶露峥嵘。
孙中山先生抵达香港后，影片便进入一场令人喘不过气的生死博弈。
严孝国利刃出鞘，铁爪上前，战士们一个个倒下。
给予他们勇气、支撑他们义无反顾的，完完全全是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信任。
他们踏上这条道路，或许是为了赎回失去的尊严，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与担当，或许是为了不辜负别人的信任与托付，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最重视的人。
这些壮举，让人敬佩，更让人动容。
影片中最震撼的，是一个个小角色诀别的画面。
革命是什么？
是车夫阿四踉跄脚步下，那条永远跑不到头的皇后大道；
是乞丐刘郁白铁扇挥舞之下，守护的最后一个承诺；
是王复明张开双臂，试图抱住整个时代的莽撞与悲壮；
是方红点燃炸药时，那一声对父亲、也对这人世的凄厉告别；
是赌徒沈重阳纵身一跃，用血肉之躯阻挡钢铁奔马的决绝；
面对残酷的战斗，没有人逃避、没有人变节，硬生生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却是真真正正让我们肃然起敬的爱国志士。
革命的本质，不正是为了救人、爱人，是用炽热的生命去冲击冰冷如铁的专制机器吗？
李玉堂和陈少白，算是这场“买办革命”的始作俑者。
当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消失在眼前，他们才终于意识到：革命是玩真的，是有代价的，是要付出牺牲的。
牺牲者再不是一张抽象的名单，是他们的手足与骨肉。
可这种牺牲，要到什么时候才到头？
李重光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侥幸。
十七岁的他聪明、真诚、有理想，对光明未来满怀憧憬。
他集所有美好与希望于一身，是最不应该被牺牲的人。
对李玉堂和陈少白来说，投身革命本是为了给重光这样优秀的孩子许一个美好的明天。
可到了最后，革命却要求献祭这最后的、最珍贵的 “明天”。李玉堂的惊恐、逃避、挣扎，乃至最终的被迫接受，将“文明之痛苦” 诠释得淋漓尽致。
当牺牲触及个人最无法割舍的部分，革命的残酷性才真正凸显。
李重光之死，将这种痛苦推向极致。
保护孙文，不再是一桩 “事业”，而成了一场 “剜心剔骨” 的献祭。
还记得影片最开头，张学友扮演的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吗？
他是电影中第一个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在真实历史上，杨衢云 1890 年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
后来，辅仁文社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他当选为兴中会第一任会长。
若不是遭遇刺杀，未来的临时大总统或许就不是孙中山，而是他。
凶手则是清廷花费 3 万两白银雇佣的杀手陈林，外号陈林仔。
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因为他比孙中山更早提出 “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 的主张。
电影在片尾字幕前以时间线形式展示了从1905年潮州黄岗起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完整起义谱系：
刘道一、蔡绍南、陈涌波、余既成、邓子瑜、王和顺、黄明堂、徐锡麟、秋瑾、 林觉民。这些我们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仁人志士，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的牺牲，最终换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十月围城》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革命的道路由血肉铺就。选择它，就意味着要怀抱玉石俱焚的决心，要承受这世间最极致的痛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重光的死，以及那群贩夫走卒不计代价的牺牲，完成了对革命叙事的最终升华。
孙文在密室中那段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 的宣言，每一个字，都是由这些不懂革命为何物，却以生命践行了革命内核的普通人的血与泪，一笔一划铸成。
这条道路，由无数的 “不懂” 铺成，却最终通向了觉醒的彼岸。它不是主义的胜利，是人的胜利；
不是概念的辉煌，是生命的辉煌。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背后，站着的，永远是这些无名的、具体的、有温度的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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