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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本纪曰：

隆昌初，明帝辅政，起高祖（指萧衍）为宁朔将军，镇寿春。服阙，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

在服丧期间被派北上“镇寿春”（寿春亦作寿阳，即今安徽寿县，南齐时为豫州治所)，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1、萧鸾、与萧衍的屠杀皇族

据《南齐书》卷二九《王广之传》、卷五一《崔慧景传》披示，当时的豫州刺史崔慧景“有异志”，“密与虏通，朝廷疑惧”，似乎让萧衍前往那里有平息酝酿中的叛变之意。这其实是歪曲事实。

《南史·梁本纪上》大相径庭的记述：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齐武旧臣，不自安。齐明忧之，乃起帝镇寿阳，外声备魏，实防慧景。师次长濑，慧景惧罪，白服来迎。帝抚而宥之。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并曰：“慧景反迹既彰，实是见贼。我曹武将，譬如韝上鹰；将军一言见命，便即制之。”帝笑曰：“其如掌中婴儿，杀之不武。”于是曲意和释之，慧景遂安。

这才是真相。因为如果崔慧景当时真的“与虏通”，在《魏书》中是会有反映的，但是《魏书》无字言及，说明《南齐书》曲笔造假。崔慧景其实并无“异志”，亦无“与虏通”，只是鉴于萧鸾辅政中表现出猜疑“高、武旧臣”的种种迹象，崔慧景“不自安”而已。

萧衍《孝思赋》也承认，当时朝廷只是怀疑崔慧景“志怀翻覆”。萧鸾“性猜忌”，巧诈嗜杀，而且心狠手毒。萧衍既了解崔慧景的底细，又掌握萧鸾特派他此行的用意，所以他屯兵长濑以张声势，兼以曲意抚宥的手法，达到让崔慧景“自安”，从而解萧鸾之“忧”的双重目的。

但是，他的随从将领却不知个中奥秘，颇见义愤填膺的表现。

萧衍北上豫州相机而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崔慧景不仅已“自安”，还主动“遣密启送诚劝进”(《南齐书》本传)。同时，萧衍也“密驰表疏，劝征慧景”(《孝思赋》)。萧衍完成北上使命，由寿阳返回京城，“服阙”，正式被授以太子中庶子、给事黄门侍郎的职位，秩五品。

这里，我们要说说萧衍，在服父丧期间的表现。按照他在《孝思赋》中的说法，好像他是个大孝子，其父病亡，干脆痛苦到无心仕宦的地步；只是因为长兄萧懿规劝，才不得已北上豫州一行的。

事实是：齐武帝病笃时，作为萧子良“帐内军主”的萧衍，显得很活跃；在往寿阳之前，大概是在年初，他还接受过“中书侍郎”职务。这都发生在未“服阙”之前，且不计他服丧中与萧鸾过从密切相谋一端。可见，萧衍为求“得志”，顾不得什么服丧之礼，所谓“孝思”之情、“隐遁”之意都不真实。

他在《孝思赋》中回顾这段生活时，概括说：“因尔驱驰，不获停息。”这倒是道出了他服丧期间的具体表现和真实感受，不啻自我写照。

隆昌元年（494年）七月，郁林王萧昭业对萧鸾已有警惕，“乃疑高宗(指萧鸾)有异志”(《南齐书》本纪)，行止小心，戒备甚严。

《南齐书》卷四二《萧谌传》记载，郁林王已“在后宫不出”，只派他的亲信萧谌、萧坦之这两位族兄“遥进”，内外“乃得闻达”。随后的“定策”，主要是在萧鸾与萧衍二人之间进行的。

计划有五个要点：

一是说服萧谌、萧坦之“回附”萧鸾，“密为耳目”；二是由此二人率兵除掉郁林王萧昭业的“羽翼”朱隆之、曹道刚，接着刺杀郁林王萧昭业；三是提前“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四是刺杀成功后，召集京中重臣王晏、徐孝嗣、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等进殿议事，逼他们表态支持；五是扶立海陵王萧昭文（萧昭业弟）继位作傀儡，既是试探，也是过渡。

萧衍于豫州返回京城后，就“入直殿省”，实际上就是协助萧鸾开始“倾齐武之嗣”。上述周密的计划，萧衍在密谋中肯定起着关键作用。

密谋所涉内容，还应该计入下面即将出现的事变：

本年（隆昌元年，494年）十月，萧鸾废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登基，改元建武，是为明帝；

本年九月起，至建武五年(498)正月，即萧鸾篡位前夕及在位期间，萧鸾“凡三诛（齐武帝）诸王”，而且扩大“倾嗣”范围，“诛高、武、文惠（太子）诸子”（参《南史》卷四二至卷四四），连废杀的萧昭业、萧昭文算在内，五年间共杀害28位王子，齐王朝创立者萧道成的后代，已被斩尽杀绝了。

萧鸾诛杀诸王：

延兴元年(494)九月，诛高帝之子萧锵、萧锐、萧銶、萧铿，武帝之子萧子隆、萧子敬、萧子懋；建武元年(494)十月，诛高帝之子萧铄、萧钧、萧锋，武帝之子萧子卿、萧子真、萧子伦；建武二年(495)六月，诛武帝之子萧子明、萧子罕、萧子贞；建武五年(498)正月，诛高帝之子萧铉，武帝之子萧子岳、萧子文、萧子峻、萧子琳、萧子珉、萧子建、萧子夏，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子萧昭秀、萧昭粲。再加上废杀的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二人皆文惠太子之子)。共计28位王子，分七次诛尽。

萧鸾要篡位，萧衍要“雪心耻”，二人合伙密谋策划，诛尽齐室诸王。史书讲，萧鸾“性猜忌，亟行诛戮”(《南史》本纪)，却不出萧衍实在残忍的评语，不够公允。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萧衍建梁前后，于萧鸾诸子，照样“亟行诛戮”。

萧衍因“定策勋”，受封建阳县男，食邑三百户。这说明他在协助萧鸾篡位、诛杀诸王方面，功劳不小。

2、出镇义阳的使命

当萧鸾篡位后正忙于诛杀齐室诸王之际，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底，孝文帝元宏巡幸至洛阳，忽闻南齐雍州刺史曹虎请“降”之报，于是分兵四路，直逼南齐司、豫、徐、梁四州。

魏孝文帝亲临前线，坐镇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时为魏豫州治），指挥用兵。南齐司州（治义阳，即今河南信阳）受到正面压力，当时的刺史是萧诞(萧谌兄)。

齐建武二年(495)初，齐明帝萧鸾急命江州刺史王广之率军北上司州，主持征讨；委任萧衍冠军将军、军主，“为偏帅隶广之”(《南史·梁本纪上》)，率军由京城出发，北上支援，以共同抗御魏军刘昶、王肃所部对司州的侵袭。齐军北上途中，义阳城已被魏军层层包围。

萧衍连夜领兵登上义阳城西的贤首山，致书刘昶，使魏军二帅“间成其隙”；萧衍乘机“扬麾鼓噪，响震山谷”，王肃、刘昶“单骑走”，“斩获千计，流血绛野”，魏军退走。三月中旬，齐军解严，萧衍返回京师。

据《南史》卷四一《萧谌传》记载，建武二年七月，萧衍由义阳前线返回不久，二次受命遣返北上义阳，使命是诛杀司州刺史萧诞。

当初萧谌在协助萧鸾废立篡位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萧鸾曾答应过萧谌：事成后，授他以扬州刺史重任。

但是，萧鸾篡位后，自食其言，迟迟不见动静。于是萧谌心怀不满，出言怨恨。这年年初，即魏军南下犯境之际，齐明帝“深相疑阻”，“欲杀谌，以诞在边镇拒魏，故未及行。魏军退六旬，谌诛；遣梁武帝为司州别驾，使诛诞”。

而《南齐书·明帝纪》载，诛萧谌是在六月壬戌(二十五日)；相隔了十天，七月壬申（初六日）即出“以冠军将军梁王（萧衍）为司州刺史”。

请注意：“司州别驾”是派遣萧衍至司州时麻痹萧诞的称谓，诛萧诞后即由萧衍代替为“司州刺史”。这应该是事先商议好的关节。

《梁书》本纪记载，司州“军罢”，萧衍“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

这似乎是不真实的。晋安王萧宝义（明帝长子）被命为南徐州刺史是在出命萧衍为司州刺史前两日（辛未，初四日），当时萧衍以“司州别驾”名义已离京北上执行特殊使命；况且萧宝义有废疾，授任不出，而淮陵郡其时“无实土”(《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徐州》)。显然，萧衍未入晋安王萧宝义府。

《梁书》作者硬添子虚之职，或有用意焉，也未可知。

3、出镇石头城

萧衍于建武二年(495)七月以冠军将军号出任司州刺史，秩四品，成为方镇重将。

次年底，“还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梁书》本纪上)。

据《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三年十月，申希祖出为司州刺史；闰十二月，“皇太子（萧宝卷）冠”。

萧衍再次从义阳返回京城后，以太子中庶子本官，先领羽林监，后镇石头城。

石头城，又称石城，位于京城建康之西，濒临大江，东晋南朝时期被誉为“虎踞”之地，重兵把守，乃护卫京都的军事重镇。

建武四年(497)春至秋十月，萧衍领兵镇戍石头城。他在这期间有什么想法呢？

今存萧衍诗《直石头》和谢朓诗《和萧中庶〈直石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情形。萧诗写得隐晦，其中流露出他内心的某种不平：“笼鸟易为恩”，“顿辔从闲放”，似乎不大满意他眼前的处境。

谢诗和得明白：“功存汉册书”，肯定萧衍有功于皇室；“专城空坐啸”，同情他无法施展才干；“帝阍良可叫”，则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为他鸣不平。

萧衍由“入直殿省”被支开镇戍石城，说明在齐明帝和萧衍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气氛。

这从《南史·梁本纪上》的记载中也可印证：

齐明性猜忌，帝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勖励朝臣。

齐明帝开始猜忌萧衍，而萧衍也在伪装防范齐明帝，二人间密切合作的关系不再存在。

萧衍镇戍石头城期间的不满之情与日俱增，以至不久发展到图谋不轨的地步。

在《梁书》卷一一《张弘策传》中，有一段甥舅之间私下交谈的记录，值得注意，张弘策乃张尚柔从弟，于萧衍为从舅，彼此情深，萧衍对他极为信任。

这次谈话至少告诉我们两项重要讯息：

第一，萧衍在石头城对天下大势，作了认真的思考，特别留意搜集掌握不利于现政权的动态；第二，萧衍已确定了推翻齐王朝的大计，尤其考虑选择恰当的时机(“都邑有乱”)和起事地点(“梁、楚、汉”)。

萧衍的“好筹略”特点再一次得到体现。虽然齐明帝“寝疾甚久”，“秘而不传”(《南齐书》本纪)，但萧衍清楚地获悉其“久疾”不愈的状况，并作出他活不过“明年”(498)的判断。

萧衍还预料到：

北魏军队即将于汉北用兵，届时他可能会赶赴那里；王敬则将要在会稽向朝廷发难，但不会成功。

他自比东汉开国之主光武帝刘秀，坚信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亡齐的英雄就是自己。

“性猜忌多虑”、“亟行诛戮”的齐明帝，始终没有识破他身旁这位智囊的真面目，还许之以“清俭”之誉；貌似“闲放”的“笼鸟”萧衍，其实枭雄，他的韬晦之计获得了成功。

4、成为雍州刺史

正如萧衍事先所料，当年“魏必动”，而“汉北有失地气”，抵御外敌的形势即将非常严峻。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即南齐建武四年秋八月，孝文帝元宏亲率20万大军南下，其政治意图是逼迫国内守旧势力赞同迁都洛阳的方略，军事目标是打击沿淮部署的南齐驻军。

魏军的主攻方向首先确定在西线，即集中兵力直指齐雍州之地，然后沿淮而下，一一击破，以挽回两年前于司州境内无功而返的影响。九月间，魏军主力开至雍州一线，展开凌厉的攻势，很快宛城（今河南南阳）沦陷，新野（今河南新野）被围，樊城（今湖北襄樊之汉水北岸）告急，沔北五郡(南阳、新野、顺阳、北襄城、西汝南北义阳)失守已成定局。

南齐政权对于此次魏军南下猝不及防，不但十分被动，而且反应迟缓。直至十月甲戌（二十日），齐明帝才清醒过来，开始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遣太子中庶子梁王（萧衍）、右军司马张稷讨之”。

大约十月底，萧衍自京城动身赶赴雍州。自此，“笼鸟”放飞出笼了，一只雍州虎就要出现了。

其实，齐明帝派萧衍奔赴雍州的真正使命并非御寇，而是按照明帝“密旨”，监视雍州刺史曹虎并取代其位置。

《梁书》本纪讲，萧衍于这年“十月至襄阳”。这是不可能的，估计应在十一月底。

由于萧衍“受密旨”前往，也不可能随带真正用于作战的兵力，故随后齐明帝又于十二月底“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众救雍州”，次年(498)正月再“遣太尉陈显达持节救雍州”(《南齐书·明帝纪》)。崔慧景率二万大军赶至雍州的时间，大概到了建武五年(498)正月底或二月初，明帝敕命“高祖（萧衍）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并受节度”(《梁书·武帝纪上》)。

据《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二十二年(498)三月壬午（初一日)，魏、齐双方军队于樊城以北的邓城交战，魏军一日内“斩获首虏二万有馀”，使齐军几乎全军覆没。

《通鉴》卷一四一综述这次邓城之战的经过是，崔慧景、萧衍二人率齐军主力向樊城以北的邓城挺进，与魏军“数万骑”相遇，诸军溃不成阵，掉头南逃，“军人相蹈藉”，“死者相枕”；魏军乘胜追击，直至沔水方止；曹虎躲入北岸樊城内“闭门自守”，其余齐军“恐惧”异常，连夜“下船还襄阳”。

这就是邓城之战的经过。齐军的表现可谓：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然而，《梁书》本纪在反映齐军惨败中却说，萧衍“独帅众拒战”，“结阵断后”，“至夕得下船”，并“全师而归”。

这其中有真有假：真的是“全师而归”，说明大军遇敌作战中，萧衍所部南逃及时，并顺利“下船还襄阳”；假的是“结阵断后”，此次战役中“断后死战”的，是崔慧景统领下的刘山阳所部，不是萧衍之部。

魏军击溃齐军实力、占有沔北后，孝文帝元宏将行宫由新野转移至悬瓠，魏军主力东向，继续对司州用兵，雍州大兵压境的危急情势随之缓解。

邓城之战后，曹虎被罢雍州刺史，萧衍进号辅国将军，“监雍州事”(《南史·梁本纪上》)。

本年七月，齐明帝正式诏命萧衍为雍州刺史，其头衔全称是：

“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梁书》本纪上)。

时年三十五岁的萧衍已跃入二品高职，成了南齐政权的方镇大员之一，受命操西北军政于一身。

他接到任命的同时，获悉明帝病逝、东昏侯萧宝卷继位的消息，得知朝中人事混乱的情形：“六贵”掌权，“八要”横行，“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南史·梁本纪上》)。

《梁书》本纪上载录了萧衍当时对从舅张弘策吐露的心思：

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诗》曰：“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诛灭。当今避祸，惟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罹世患。须与益州图之耳。

萧衍认为，明帝之后，国家将乱。

他心中酝酿着进退二策：进则“图之”即乘乱夺权，以求一逞；退则避祸安身，“坐作西伯”即割据一方。

无论选择何者，都必须与新罢益州刺史暂行郢州（今湖北武昌)府事的长兄萧懿相商再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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