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他不仅文韬武略、雄才大略,而且深谙"立太子"的重要性。
       然而,在其执政期间,隋文帝却多次废黜太子,令人不解。
       有人认为,太子们骄纵跋扈、为非作歹,以致惹怒隋文帝,也有人说,是杨广在背后挑拨离间,导致父亲对太子失去信任。
       更有甚者,隋文帝是否存心让众子互相竞争,以便选出最优秀的继承人
       种种猜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隋文帝屡次废太子的真实原因究竟为何


       立储的危险
       杨坚登基做皇帝前的四十年,大部分生活于北齐与北周两个政权的对峙时期,他亲眼目睹了这两个王朝的兴衰成败,甚至他本人就是这风云变幻局势中的当事人。
       新王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往往会反思前朝的弊政,从中吸取其灭亡的教训,以确保新朝的长治久安,这似乎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历史的一个规律。杨坚建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地理空间上,都与北齐、北周最为接近,那么他从这两个朝代的灭亡中间接或直接地吸取教训,也是很自然的事。


       北齐,北周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一个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皇室内部激烈、残酷的斗争,或是冲垮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北齐),或是严重地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北周),从而在外力的作用下走向灭亡先说北齐。
       北齐的创立始于高欢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在父兄努力的基础上称帝,正式取代东魏,建立北齐。
       高洋病危后,临终嘱托他的弟弟,当时已握重权的高演,告诫高演不要杀害他的儿子一一皇太子高殷,但高殷即位后不久就被高演废杀。
       十年之后,北齐为北周所灭。再看北周。北周开创于宇文奉。他死后,诸子年幼,大权落到了他的侄子宇文护手中。年,宇文护迫使西魏末帝让位于宇文泰之子,建立了北周。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宇文护先后杀掉了孝闵帝和明帝(均为宇文泰之子),最后立字文邕(宇文泰子)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


       周武帝经过精心策划后,终于杀死了宇文护,夺回了统治大权。可是,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周武帝犯难了。他的几个皇子包括太子在内,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但武帝又不愿意传位于颇有才能的弟弟,出于无奈,仍然把帝位给了太子,是为宣帝。
       宣帝上台后,统治十分腐败残暴,大肆杀戮对他皇位有威胁的宇文氏重臣;又早早地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他死之后不久,杨坚就以外戚的身份夺取了北周的政权。
       可以看到,齐、周统治集团皇室内部的激烈斗争是它们走向灭亡的内因,这也是杨坚建立隋朝的背景,耳闻目睹这一切的他必然会从齐、周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当然,由于政治局势在不断地、复杂地变化着,隋文帝不可能同时反思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大体上以平定陈朝,统一全国为界,在此之前,以吸取周亡教训为主;之后,以吸取齐亡教训为主。
       这可以从他对待皇子态度的转变上体现出来。隋朝刚刚建立时,文帝就"惩周氏之失,不以权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过将军、刺史",既然如此,可信赖的就只有自己的儿子们了。
       所以他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分别以晋王杨广蜀王杨秀为这两行台的尚书令,委以大权,这是因为文帝"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而且“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


       在此前后,晋王杨广任职并州、扬州总管,秦王杨俊任职秦州、扬州、并州总管,蜀王杨秀任职益州总管。杨勇在杨坚建隋前夕就任洛州总管,“总统I旧齐之地”,后被立为皇太子后,也是“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参决之”。
       当时的总管区是设立在南北边境和重镇要地的大军事防区,因此总管一职权力极大。可见文帝已经有分封思想的端倪,之所以让皇子们拥有如此的军政大权。
       为此,他当然要注意防范,“使诸子分据大镇,专制方面权侔帝室”,以确保杨氏的统治。


       外部危害
       当时全国还是南北对峙,南方的陈朝依然存在。为了实现统一大业,必须将此重任交付于自己最信任的人,皇子无疑是最佳人选,所以文帝将平陈重任交给了杨广。
       事实证明,杨广也确实有才干,统摄全局,选拔将领,制定作战方案等等,对于灭陈是起了重大作用的。灭陈平江南后,全国实现统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也颇有成效,与北方的突厥也暂时达成了和解,整个社会趋向安定。


       由于初期皇子们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天下初定后,当初文帝因吸取周亡教训而赋予他们的权力,这时成了他们骄奢跋扈的资本。
       秦王杨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蜀王杨秀也是“渐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汉王杨谅“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馋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就连皇太子杨勇也是“率意任情”。
       文帝显然无法容忍这种状况的不断发展,于是诸皇子的悲剧便开始了。首先是秦王杨俊坐事罢官,大臣刘昇、杨素苦谏,文帝不听,说:“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紧接着就发生了废太子的事件。


       废勇立广是隋皇室内部矛盾发展的最重大事件,文帝事后气愤地说:“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也!”可见文帝已经开始在吸取北齐皇室内部斗争的教训了,既然高欢是放纵自己的儿子,那么文帝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了。
       即使是对于刚登上皇太子宝座的杨广,文帝也是“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不久蜀王杨秀也被废为庶人。
       在临终前的一刻,文帝才意识到犯了大错——将皇位传给杨广,可是事已至此也无法挽回。


       文帝认为周亡于宇文氏诸子微弱,所以在吸取周亡教训后,他就让自己的皇子们推到政治舞台的前面,赋予他们较大的军政大权;后来随着王朝形势的发展,皇子们逐渐变得骄奢,他又觉得齐亡于高氏皇子放纵的情况可能会再次出现,所以在吸取齐亡教训后,对诸皇子的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由放权转向严厉管制。
       在“家天下”统治的社会里,文帝这种一宽一严态度的急剧变化,不仅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也使王朝的统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其一,从当时的状况来看,杨氏皇子均不得善终。
       无怪乎唐代修史之人惊呼:“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终其天命,异哉!""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祸,未若有隋之酷。”皇子命运的浮沉与文帝吸取周齐灭亡教训的过程紧密相关。


       由于北齐,北周皇室内部冲突的原因在表现形式上是相互矛盾的,文帝在吸取教训时要把握一个“度”,确实很难。
       北齐皇室斗争“实蕴含有民族冲突之意义”,“是北齐政权执行汉化和反汉化政策的斗争”,而在表现形式上,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则是高欢诸子握有朝廷实权,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自己兄长的子嗣。
       因此,纷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力在高氏不同利益派别之间转移,就总体而言,统治权仍在高氏手中,但是原本的统治秩序被打乱了。


       而北周则不同,其皇室内部的残杀,“其结果是宇文氏家族的分裂,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如此杨坚才有可乘之机,进一步铲除宇文氏的势力。“由于胜利来得太容易,也使得新王朝不能不全盘继承旧王朝的成就与弊病,从而在巩固胜利成果时不能不格外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次,隋文帝个性中的缺陷是导致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持法尤峻,喜怒无常,过于杀戮””,史官的评论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文帝好走极端则可以肯定,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对统治的稳定是极为有害的,很容易造成各种政策和态度的剧烈波动。


       他对待皇子的态度,从放权到收权的过程太快,而且矫枉过正,所以胡三省说:“束缚之虽急,一纵则不可复收也”,强行之下,必定产生悲剧性的结果。再次,君主专制主义体制固有弊病的彻底暴露。
       隋代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央集权的一个后果就是专制主义皇权的迅速膨胀,"过度的集权无助于克服潜在的分裂因素,反而加剧了隋朝内部的政治矛盾”,为争夺皇帝宝座,父子相争,兄弟相残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


       结语
       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猝成的,往往是由各种因素逐步积累演变的结果,隋朝的灭亡也是各种因素长期合力作用的结果,“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场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以皇子们的悲剧命运为视角,从文帝在吸取历史教训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宽-严的极端行为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对于学习隋唐史和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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