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三国(39)

主笔:朱晖(闲乐生)

建安十三年冬,曹操率领近二十万大军(注1),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浩浩荡荡顺江东下,从江陵扑向刘刘联军大本营夏口。同时张辽等七军数万人也从襄阳沿汉水南下,定江夏诸县。

夏口就是今天的汉口,汉水下游古称夏水,夏水入长江处,便称为夏口,从江陵至此,直线距离不过五百里,而沿水路前进的话,距离就要翻一番都不止,因为这一段河道在长江中最为歪七扭八,曲折难行,素有“九曲回肠”之称,那曹军为何不走陆路呢?

因为陆路还要更难走。长江流至江陵后没有直接往东,而是先往南,绕了一个大圈再往东去,在各半圆形的圈子里,是一大洪泽湖区,古时称“云梦泽”,其间遍布河网、湖泊、沼泽、湿地,偶有道路,也都是泥泞难行的山间小道,并不适合大兵团运动,所以曹操大部队还是得乘船东进才行。

半途至南郡华容县东南的巴丘湖(注2)一带时,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当地气候突然反常,很多官兵得了流行性伤寒,且有蔓延之趋势,曹军战斗力大损。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曹操又收到急报,说孙权派出周瑜大军后,又自率大军从东线渡江,围攻扬州治所合肥,又派长史张昭攻打九江郡重镇当涂,适逢驻守合肥的扬州刺史刘馥去世,加之暴雨连绵,城池多有崩坏,合肥危在旦夕!!

消息传来,曹操大惊,好你个装孙子装了八年的孙权,算你狠!这下糟了,要是让东吴拿下当涂与合肥,控制了巢湖水道,其水军便可取道寿春,由江入淮,趁虚直取中原,则大事去矣!

不过曹操毕竟是曹操,于此危急万分之际,果断做出对策:

第一:速派将军张喜率领一千多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转道汝南召集汝南郡兵,然后经由庐江郡东进,去救合肥。

第二:派出使者,策反丹杨山越数万人,逼得孙权不得不分两万兵马给大将贺齐、蒋钦南下平乱。所谓山越,如其名所示,就是居于山林的越人;虽然名之为“越”,但实际上并不仅限于越人。由于汉末乱世,以及孙策入江东时诛戮英豪,对大量反对孙氏统治的大姓豪族进行了清洗整肃,以至于很多汉人豪强带着自己的宗族武装流入山林,加入山越,与政府抗争,并阻止其自己属下劳动力的征发与占有(注3)。从历史上看,山越问题几乎与东吴政权共始终,直到东吴末年才基本被平定。

第三:大军毫不停留,继续东下,看谁先搞定谁!

曹操前两条对策是没有问题的,但第三条颇可以商榷。既然此时孙刘已成联盟,且曹军之中已有疫病,曹操若谨慎起见,应在巴丘这里及时退回江陵,亦不失退一步海阔天空之妙招。当年曹操征二袁时郭嘉前曾有言: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孙权觊觎江夏已久,若曹操就此止步,难保孙刘联盟不会就此破裂,双方争夺起江夏来?

但曹操终究就没有就此收手,毕竟,此次旄麾南指,刘琮束手,太过顺利了,一点儿不过瘾,这几十万大军劳师糜饷、出动一次也不容易,搞得跟公费旅游似的,是不是有点浪费?宝剑都出鞘了,是不是总得见点血?再说了,曹操一生征战,从壮年打到暮年,从同辈的竞争再到与后辈争雄,再等下去,曹操就得跟孙子辈交手了,丢不丢人。

“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揽循环其万艘,亘千里之长湄。”(徐干《序征赋》)十二月盛寒时节,曹军到达江夏咽喉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的赤壁山)时,终于与孙刘联军遭遇,双方遂爆发大战!

赤壁,位于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三十一公里处,地系湘鄂边陲重地,东负群山,西挽江汉,南接洞庭,北望黄鹤,自古以来,人道是“陆扼潇湘咽喉,水控江夏通衢”。刘备的大本营夏口、和孙权的大本营柴桑(今江西九江),全靠它来屏蔽,一旦曹操捅破这道锁钥,那就再无阻滞,可顺水直捣,乘船直扑夏口;也可从此上岸直突,跃马挺进柴桑,到时水陆并进,势如破竹,整个江南都会张开怀抱献上自己的躯体了。

于是,就在这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赤壁江面,两军大战一场,虽然曹军人数众多,但长江至此水形蜿蜒,即便舳舻千里,前驱不过十舰,孙刘联军则熟悉地形,精通水战,又以逸待劳,竟而一战便将其前锋荆州水师拼掉大半。看来赤壁险要,敌势顽强,短时难以强取,曹操只得下令暂撤至北岸的乌林(据说有许多乌鸦栖息于其间,林木茂盛、鸟巢密布,黑压压的一片,甚是壮观,故有乌林之名)安营扎寨,重整兵马,欲等待张辽等七军在次会和后,再做定夺。但就在此时,大规模传染疫情终于全面爆发,导致大半北方官兵疫死他乡,魂断长江。

屋漏再遭连夜雨,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大陆季风气候,夏天吹东南风,冬天则刮西北风,所以周瑜若想火攻只会顶风放火烧了自己,不足为虑。但曹操没有想到,这只是北方的天气,在南方多水之地,冬季偶尔会有“湖陆风”,即在沿湖地区,由于陆地(岩石)与湖泊(水)的比热差异,导致的昼夜风向变化。可生在北方的曹操哪懂这啊,结果到了12月7日这一天,长江江面上突然转向,刮起了极为罕见的东南风,周瑜大喜,立刻把握战机,让黄盖诈降,趁机放出冬天里的一把火,风助火势,从东南沿着船只烧向北岸曹军大营,烧的曹军哭爹叫娘。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李白《赤壁歌送别》

事已至此,曹操只得折戟沉沙,命人把剩下的船也都烧了,不为凑热闹,只是不想资敌留给周瑜,同时也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制造火墙阻挡孙刘联军的进攻,从而掩护曹操主力从陆路抄近道向西撤进云梦泽,然后经华容道(今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城以北)撤回江陵。这是一条由于冬季枯水期而勉强形成的云梦泽小路,其间道路泥泞,沼泽密布,又大风,又大雾(注4),很不好走,结果被孙刘联军追着屁股打,曹军殿后部队又多有死伤。

总之,天时、气候、地利全不在曹军,真是衰神附体,倒霉透顶。好在负责追入华容道截杀曹操的刘备没能及时赶到,否则若在这里也放一把火,曹操必定被烧的连骨灰渣滓都不剩。

曹操历经艰险,终于杀回江陵,却发现剩下的兵马,病的病,弱的弱,伤的伤,颓的颓,守城或可,进取是不可能了;加之赤壁惨败,政敌发难,许都朝廷政局不稳;综合考虑,只得引军北还,走之前安排如下:

第一,以曹仁为征南将军,率横野将军将军徐晃镇守江陵;江陵乃战国时的故楚郢都,实乃荆州的中心、重心与水师基地,更是曹操今后与孙刘联军对峙的前沿阵地,当此危机时刻,曹操最信得过能守住江陵的,也只有曹仁了。

第二,折冲将军乐进,镇守襄阳;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部,群山拱卫,安居中国腹心地带,可以汉水连通汉中平原与江汉平原,也可以武关道连通关中与江淮,还可以荆襄大道(又称南北大道)连通中原与荆州,.所以襄阳自古即为交通要塞,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战略位置更甚江陵;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有之,亦可图西北也;实为中国南北相争之要害。乐进是曹军诸将中最擅守城的一个,曹操选择他把守襄阳,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三,以满宠为奋威将军,镇守襄阳与江陵之间的当阳;满宠文武双全,可以在曹仁与乐进之间提供协调作用与谋略支持。

第四:江夏太守文聘,驻守江夏西部钟祥一带。文聘是荆州降将,熟悉地形,在当地素有威望,派他在荆州与江东之间打游击,也是曹操的一招妙棋。

然而,在这五人中,除了曹仁有点本事,其余魏将周瑜一个不放在眼里,遂趁势西进,猛攻江陵;而刘备则趁机南渡长江,夺取了荆州南部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并抓住时机派人联系了正被夏侯渊打的没地儿跑的庐江郡贼寇雷绪,接收了他的五万多兵卒及家属,实力迅猛增长。

合肥那边倒是有惊无险,扬州别驾蒋济指挥守城有方,使得吴军无隙可乘,又诈称将军张喜已率领中原四万步骑前来救援。孙权此行本来就只是虚张声势,只为帮刘备周瑜减轻压力罢了,听说曹操果然分兵来救,于是也就坡下驴,下令部队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撤围而退了。

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初具模型。

可怜曹操,从前征战,赢得那么艰难,今日征战,竟又输得如此轻易。赤壁一役,曹军主力损失大半,恢复元气多需时日,孙刘声势暴涨,遂趁势扩张,终至不可收拾。上天就这样断送了曹操的统一大业。

事已至此,曹操只得借酒浇愁,连声哭叹:“郭奉孝若在,必能料敌机先,不使孤至此。”曹操这一叹,让在座的贾诩、程昱、荀攸等谋士都沉默不语,不知该如何劝慰。

在军事行动中,战略远比战术重要,特别是在乱世纷繁复杂的局势之中,“先打谁后打谁,具体什么时候打谁”这个战略问题尤为重要。所以在一个军事集团之中,除最高领袖决策人之外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战略参谋。比如秦昭襄王的战略参谋范雎,提出远交近攻之战略谋划,奠定大秦帝国统一之基石;又如汉高祖之战略参谋韩信,提出“汉中对策”,助刘邦先入关中再争天下,五年楚汉相争便造汉室四百年江山;再如东汉开国名将耿弇,同样也是一个战略参谋,他决策河北,定计南阳,为光武中兴之业建立不朽功勋。而刘备在得到战略参谋诸葛亮之前,也都是四处碰壁无所适从,直到诸葛亮提出“隆中对”,刘备的事业才有转机;同样孙权就是有了鲁肃的’“榻上策”和周瑜的“时局论”,才得与曹操刘备争雄天下,否则靠张昭那帮文士如何成事?

而曹操最重要的战略参谋是谁呢?

正是郭嘉无疑。

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名将,曹操的军事理论与战术指挥能力强于其战略能力,这就需要他的谋士集团帮他补强。而在曹操的谋士集团中,荀攸、程昱长于战术,只有荀彧、贾诩、郭嘉是战略高手,而其中最能帮助曹操解决“先打谁后打谁,具体什么时候打谁”这个战略问题的,只有郭嘉。

公元197年,曹操讨张绣新败,又遭袁绍写信羞辱,正是郭嘉在此关键时刻提出了著名的十胜十败说,劝曹操先讨吕布,并派钟繇稳定关中,再跟袁绍决战,必胜!

公元198年,曹操征吕布,战事持续了大半年,士兵疲敝,曹操准备放弃,又是郭嘉力劝曹操急攻,奠定胜局。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官渡,刘备突然反叛,曹操欲自讨之,诸将极力劝阻,又是郭嘉力挺曹操回师,将刘备打跑,为曹操避免了两面受敌的窘境。

公元203年,袁绍死后,二子反目,郭嘉又提出“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的战略规划,让曹操悠着点儿不用急于进攻,从而轻而易举地分别击破了二袁。还有之后的征乌桓,也是郭嘉帮助曹操下的决策,虽然有些冒险,但终究是让曹操再无后顾之忧了。

总之,曹操做事,杀伐决断,但失之性急,所以就需要郭嘉这样的深受信任、心细如尘、临敌制变的超级智囊给他提供鞭辟入里而丝丝入扣之全盘战略计划,并在黄盖诈降、风向变化等细微末节上为曹操进行风险管控,这些都是曹操其他谋士做不到的。

有人说,那荀彧、程昱与贾诩也都是顶尖谋士,难道做不到郭嘉这样吗?这还真做不到,事实上,荀彧在曹操担任丞相后,已因政治立场问题二人渐起隔阂,对曹操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尽心尽力了;而程昱则战略水平偏低,他在赤壁之前,只分析了孙刘会结盟,却没有给出什么具体应对方案;贾诩倒是有劝曹操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之安土乐业,则可不兴师动众,即江东稽服亦。”但贾诩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在这乱世之中,谁还相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鬼话,所以就连后世史家裴松之也说:“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遂、马超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

当此之时,若换做郭嘉在曹操身边,必会详细分析各方局势,设身处地为曹操算清楚攻打孙刘的各种利与弊,助曹操完美决策,说不定还能发动情报网离间孙刘之间的关系;到时曹孙交好,孙权即便不杀刘备,也必不会助他抗曹,那么曹操就可以先干掉刘备,再对东吴缓图之,最多十年,亦能统一天下。

当然,这也不能怪贾诩参谋水平不行,毕竟这老鬼头天生就是如此,世故圆滑,明哲保身,故谋事不能尽言,常常闪烁其词,毕竟他不是曹操嫡系,非如此也不能身处高位而安享富贵到八十岁了。

可郭嘉不一样,他在智谋上虽然不一定比贾诩高多少,但他年轻敢为,英姿勃勃,意气风发,勇于任事。史书上说他“每月大义,发言盈庭“,无所不言,十分自信,这样的战略参谋对决策者才是帮助最大的。

事实上,在赤壁之战中,曹操的战术谋士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当初官渡之战,程昱力劝曹操不要分兵守兖州,为曹操节省了宝贵的兵力;而荀攸更是献计助曹操斩颜良、诛文丑,大挫袁军锐气;荀彧也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多次为曹操分析局势、加油打气。然而到了赤壁之战,曹军大多数谋士突然就跟失踪了一般,不献一计,结果让曹老板以自己一人之头脑,对抗刘备、孙权、周瑜、鲁肃、诸葛亮之超强决策团队,曹操也就理所当然的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赤壁之战,输的一塌糊涂。

所以,曹操哭郭嘉,其本意就是间接地批评周围的谋臣们,你们在关键时刻为什么不能像郭奉孝那样给孤详细筹谋,给出具体方案呢?一个个闪烁其词,遮遮掩掩,搞什么鬼啊!

看来,曹操为人,还是情商颇高的,他通过哭念郭嘉这种委婉的方式,提醒大家反思自己的行为,吸取经验教训,并给大家留了面子,这就是他的领导艺术了。

赤壁之战虽然输了,但曹操并非输不起的人。他可不像袁绍、袁术、陶谦那样,一输就更年期抑郁症大口吐血一死了之;也不会像项羽那样,胜则衣锦还乡,败则不敢面对家乡父老。

次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率军回到了久违的老家豫州治所谯县(注5),欲重建水军,由于淮系水道不如长江宽阔,所以曹操因地制宜,打造了大量小巧灵活的轻舟,训练出一支新式水师。七月,曹操又率领这支新水军自谯县进入淮河,其船队规模之大:“泛舟万艘,赫哉盛矣,舳舻千里,殆不过也。”(曹丕《浮淮赋》),不日到达寿春,然后进入淝水,来到扬州治所合肥,扬军威以示东吴。

曹操在合肥一待就是半年,期间重新调整了扬州各郡县的政府班子,并亲自主持重修了芍陂(注6)等水利设施,部署军民展开屯田,使这里逐渐成为了曹魏最重要的粮食基地,从此任你孙权来多少人围困多久都不怕了。

合肥乃淮右噤喉,江南唇齿,它东接庐江,西连丹杨,两侧都是山地丘陵,因而形成道路冲要,其水路亦是江淮水系之枢纽。合肥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淮水的支流淝水,与巢湖的支流的施水(又名南淝河)在此处相合(注7),而不是因为建城的是两个胖子。事实上,曹操此后对吴的主要策略,就是在芍陂训练水军,然后由合肥经施水入巢湖,再南下濡须水,只要打通东吴重兵防守的濡须口,则可进入长江,再顺流而下两百余里,即可到达孙权后来的大本营建业(今南京)及太湖流域。所以合肥,实为曹操东面战场的重中之重,万不可失。

而对于孙权而言,淮南就是江东的外围屏障,如果淮南不保,曹操就会和孙权隔江对峙,则江东防不胜防矣!古人有云:“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长江数千里,何从而防哉。”所以孙权要保证江东的战略安全,就必须在稳固江北防御要点,如东关、濡须口的基础上,进而夺取逍遥津、合肥乃至寿春、钟离等淮南要塞,则进可攻、退无忧,东吴大业可成也。

曹操在合肥一气待了半年,在此期间他不仅派张辽灭了盘踞在庐江灊山上的袁术余部陈兰、梅成,彻底平定了庐江郡北部地区,还极力经营,将合肥打造成为钢铁雄镇,得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也。后来,曹魏又多次以合肥为核心,利用汝、颖、洧、渠四水,在淮河流域开贾侯渠、讨虏渠、淮阳渠与百丈渠,形成运河网,便于运兵运粮,屯田积谷。从此,终吴之世,孙权皆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身为我们伟大的吴大帝,孙权一辈子的黄金时间却都只在打一座城池,合肥,他从二十七岁打到五十三岁,六出淮水,足足打了二十七年——话说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五十四岁病逝,吴大帝光打合肥的持久力就可与诸葛鞠躬尽瘁的一生相拮抗,简直感动三国!

208年,一攻合肥,被合肥军民击败,又被蒋济诈骗吓退;

215年,二攻合肥,被张辽李典击败;还在逍遥津被吓尿。

220年,三攻合肥,主动撤退掉头打关羽;

230年,四攻合肥,主动撤退掉头回老家;

233年,五攻合肥,被满宠击败;

234年,六攻合肥,被满宠击败。

相信打到后面,拿下合肥,对吴大帝孙权而言已是一种执念,一种誓要在吕蒙、陆逊等下属面前证明自己一次的执念了。其实,面对魏武足足花了半年多时间亲自布置的城防、良将,以及亲自打造的淮南水师和屯田基地,孙权咬不动也属正常,何必气馁,换做吕蒙、陆逊也一样的。

另外一边荆州方面,曹仁亦不愧一名将也,只率数千赤壁残兵,面对周瑜吕蒙诸葛关羽一干名将连胜之师日夜围攻,竟能稳稳保得金城不失,与其对峙一年多之久,并在激烈的战争中让周瑜中了一箭,而正是这一箭,最终让天纵之才周瑜丢掉了卿卿性命。

作为曹操任命的第一个方面之帅,征南将军曹仁可谓不辱使命。

不过,周瑜毕竟是周瑜,拿不下江陵不要紧,可慢慢蚕食江陵周边地区,直到江陵成为长江沿线一座孤城,曹操仍然没有派来援兵,而是下了一纸命令,让曹仁退保襄阳,又让襄阳守将乐进率部调守合肥,与张辽、李典等部合作,进一步加强东部淮南合肥防线,给孙权添堵。

曹操虽然很舍不得江陵,但它毕竟孤处长江沿线,如楔子般拱突在前,除了当阳在后遥相呼应外,其余三面并无重要的军事要塞与之倚恃,即便在战术上仍能给周瑜倍增压力,但在曹魏的战略全局上是极不划算的。

战略问题,不能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赤壁大胜之后,孙刘都处在极度膨胀时期,曹操在东边经营合肥堵死淮南,再从西边征张鲁伐马超堵死汉中,独独在荆襄这边放松,如此孙刘只能向中间挤,曹操适时再将中间的江陵这块肥肉扔出去,让孙刘两家去争夺,给他们制造矛盾,曹操则可坐收渔翁之利也。

这就是冯梦龙所言: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

孙权和刘备都是当世英杰,哪里是陶谦、二袁、刘表之流可以比拟的;况且孙刘联盟已成气候,如今只得做长久之规划,先转为战略防御,寻隙挑拨,分化离间,等待机会,徐徐图谋。

生命中有许多你不想做却不能不做的事,这就是责任。

生命中也有许多你想做却做不到的事,这就是命运。

经此大败,曹操渐渐认识到,自己统一北方后,虽然版图很大,却是一片经历了最多战火的土地,即便大力屯田,但人口与生产短期内无法恢复,而南方由于北人南迁,目下开发的十分迅速,就经济规模来看,北方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可能要再等几十年才具备鲸吞南方的实力。所以,曹操虽然很不想留问题给子孙,但时势如此,那也着急不得。审时势、明进退,这可是曹操的看家本领。

注1:包括六七万荆州水师与十万余北方步骑精兵,这是曹操军事生涯用兵人数最多的一次,当然也是他失败最惨的一次。

注2:巴丘湖即后来鲁肃所建岳阳楼之所在,传说后羿屠杀巴蛇于此,蛇骨堆积如丘陵,故名,水涨时则与洞庭湖相通。另外,如前所述,巴丘湖之北便是著名的华容县与华容道,春秋时,喜好细腰的楚灵王在这里修建了一个离宫名章华台,由于里面安置了很多细腰美女,故又称容城、华容。

注3:详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之《孙吴建国及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这些汉人豪强又称“宗帅”,其组织又称“宗部”、“宗伍”,即为以宗族关系组织起来、聚集深山,以躲避赋税徭役之武装也。《三国志·吴书·贺齐传》中甚至记载了会稽郡剡县(今浙江嵊州市)有豪强担任县吏,而为“山越所附”的现象。

注4: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曹)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及《太平寰宇记》引《魏武帝与吴主书》:“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使失道。”

注5:此后,曹魏每次对吴作战,基本都走这条线路,并均以谯县作为中转兵站,聚集兵马,补充粮饷;后来曹丕还将谯列为曹魏五都之一,这不仅是因为曹氏老家之故,也因为此处“襟要攸关,在豫徐扬三州间,固不独为一隅之利害而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1)。

注6:“芍”在这里念鹊(què),乃春秋时孙叔敖所开,周百二十里,面积与巢湖相当,可溉田万顷,乃淮南田赋之本也,故东汉初年水利专家王景,以及刚去世的前任扬州刺史刘馥,都对芍陂进行过整修。

注7:这两条河流本不相通,只有在夏天河水暴涨时才会合流,故春秋楚庄王时贤相孙叔敖在此处开凿运河,才将二水连通,史称巢肥运河,是史书记载的中国最早的运河。据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考证,这段运河在今合肥以西的将军岭,长度约四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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