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兴起于1900年春，华北地区饱受一年严重旱灾之苦。农民饥饿绝望，纷纷投身义和团，怨天尤人。他们坚信旱情久迟是洋人邪教招惹天谴，誓言除之而后快。这种怨愤在华北地区蔓延，保定、定兴、清苑、涿州等地成为义和团的活动中心。外国人感到不安，各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禁止义和团，但未见积极回应。

4月初，义和团活跃于卢沟桥至保定一线，他们在乡村传教，张贴匿名揭帖，传播仇外情绪。义和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卢沟桥附近的团众多达万余人。各国公使开始担忧，担心这些在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警告京广铁路将在4月19日被拆毁，要求提前防范。然而，清政府的回应令外国公使失去信任。

清廷政策的反复和随意性导致各国公使对其信任缺失。义和团在直隶的活动日益激化，教民开始武装自卫。由于教会支持，教民的武器装备比义和团更为精良。4月，一场由打火石引发的争执导致了教民与拳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张洛弟家的打火石损坏，修理后张洛弟拒绝付款，引发了一系列的纷争。教民要求赔罪，修复教堂，索要京钱百吊，并要求张家全家皈依教会。张洛弟的拒绝激怒了教民，导致了激烈的冲突，造成多人伤亡。

与此同时，高洛村陷入了摩尼教与天主教的宗教冲突。阎洛福是北高洛村的村长，他因反对摩尼教而引起了教民的仇视。教民通过多次冲突试图报复，最终导致了村庄的大规模暴力事件。1900年春，义和团来到该地，阎洛福组织起千余拳民，对南高洛村教堂进行报复。在混战中，教堂被焚毁，教徒遭到杀戮。此事引起省城震动，保定派兵赶到，但义和团却仍然强势存在。最终，他们撤离后，士兵进入村庄，发现了教民家庭的惨状。

这场宗教冲突的残酷性使得外界震惊。南北高洛村的冲突，不仅是宗教信仰的碰撞，更是社会动荡和不满的爆发。清政府在对义和团的处理上的犹豫不决，以及对宗教冲突的过于宽容，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引发了对清政府责任的质疑，使得外国公使对其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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