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因病去世。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但现场，却没有看到他的独生女李特特。

这是为什么？难道一位伟大的革命党人，竟然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没有教育好吗？其实，是因为李富春的妻子，蔡畅不允许。

当时，李富春去世的消息传到李特特耳朵中，她疯了似的往家赶，想最后送爹一程。可蔡畅却一把拦住她：“追悼会你别去了。”她这话一出，李特特就急哭了，她苦苦哀求：“娘！那是我爹啊！我为啥不能去？”

面对悲痛的女儿，蔡畅眼圈也红了，却始终咬着牙没松口：“让你别去就别去，听话。”

随后，李特特又找到聂荣臻元帅帮忙说情。聂帅来劝蔡畅：“老蔡，让孩子送送父亲，合情合理啊。”蔡畅却还是摇摇头：“聂帅，您不懂。现在形势复杂，特特嫁过苏联人，这时候露面，怕有人揪辫子。我不能让她出事。”

最终，李特特还是没能见上父亲的最后一面。她坐在家里，听着远处传来的哀乐，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想不通，为啥娘连这点念想都不给她。

一直到后面，她才慢慢明白。那时候正是特殊时期，父亲的身份敏感，她的跨国婚姻背景更是一大“软肋”。母亲的决定看似绝情，但那都是为了保护她。

1923年的法国巴黎，蔡畅摸着肚子，眉头拧成了疙瘩。她和李富春刚结婚没多久，革命工作正到关键处，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她跟丈夫商量，“要不，还是算了？”声音里带着犹豫。

那会儿法国不允许堕胎，跑了好几家医院都碰了壁。蔡畅的母亲葛健豪正好来法国看女儿，一听这话就急了：“傻孩子，啥能比一条命金贵？你们忙革命，我来带！”老太太拍着胸脯保证，为了外孙女，她直接辞了工，啥都不干就专心带娃。

李富春也劝：“革命要干，孩子也得要。将来胜利了，还得靠他们接着走。”就这样，这孩子才算保住了。出生那天，葛健豪看着粉嘟嘟的外孙女，想起蔡畅在法国用的外文名字开头像 “特”，干脆取名“特特”。李富春和蔡畅听了，都笑了，觉得这名字既应景，又透着外婆的疼惜。

可特特8个月大的时候，组织上派李富春和蔡畅去苏联学习。那会儿去苏联哪能还带着孩子？夫妻俩咬咬牙，把孩子交给了葛健豪，让老太太带着特特先回国。

这一别，就是好几年。特特的童年记忆里，没有爹娘的怀抱，只有外婆的蒲扇和湖南老家的月光。她蔡和森的孩子们蔡妮、蔡博、蔡转挤在一起长大，几个孩子都没见过几次亲爹亲妈，常闹笑话：蔡妮见人喊“爸妈”，剩下几个就跟着喊，大人们听着好笑，可转过头就悄悄抹眼泪。

1927年，特特3岁了。李富春夫妇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葛健豪带着外孙女去团聚。可特特对着这对“陌生男女”，怎么也亲不起来。

那时候李富春和蔡畅忙着革命，早出晚归，有时还得乔装改扮。一天半夜，两人一身风尘地回来，脸上还带着伪装的胡子和妆容。特特迷迷糊糊醒来，瞅见两个“怪人”闯进来，吓得哇哇大哭，直往刚好在隔壁的周总理怀里钻。

周总理哄了半天才消停，可他刚走，特特又哭起来。李富春耐着性子哄，没经验的他只会说 “特特乖，不哭了”。蔡畅性子急，见孩子哭个没完，火上来了，把她关进了黑乎乎的储藏室：“再哭就别出来！”

这下更糟了，特特在里头哭得撕心裂肺，把刚躺下的周总理又给哭醒了。周总理赶紧过来，把孩子从储藏室抱出来，心疼地数落李富春夫妇：“你们这是干啥？孩子这么小，哪经得住这么吓？”

李富春红着脸没吭声，蔡畅也有点懊悔。他们俩这辈子跟敌人斗有办法，跟个小娃娃打交道，是真没辙。

可革命容不得他们慢慢学当爹娘。没过多久，形势紧了，特特又被外婆带回了湖南。临走的时候，蔡畅摸着女儿的头，想说点啥，最终只憋出一句：“听外婆的话，别乱跑。”

李特特4岁那年，李富春夫妇在上海的工作需要掩护，就让葛健豪带着特特和几个表兄妹搬去上海，装作一大家子普通百姓。

从那天起，特特的生活里多了好些“规矩”：隔阵子就得换个地方住，名字也得改。有回蔡畅让她改姓“王”，特特仰着小脸问：“为啥要改姓？我不叫王特特，我叫李特特。”蔡畅蹲下来，表情严肃：“让你改就改，别多问。”

特特委屈得撇嘴，她不懂，娘为啥总对自己这么凶。后来她才知道，那会儿国民党抓得紧，多一句嘴可能就掉脑袋。有次蔡畅带着她在街上走，身后跟着个“尾巴”，娘拉着她一口气跑过好几条街，特特小短腿跟不上，摔了好几跤，爬起来接着跑，哭都没敢哭。

家里还是个秘密联络点，常有同志来开会议。每次开会前，蔡畅就给特特布置任务：“在门口看着，见着不认识的人就唱那首《小放牛》，记住了？”特特使劲点头。有回真来了个陌生男人，直往院里闯。特特慌了，忘了唱歌，转身就往屋里冲：“娘！有坏人！”

后来才知道，那人是自己同志，走错了门。蔡畅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她：“让你唱歌你咋忘了？这点事都办不好！”特特低着头掉眼泪，心里却明白：娘不是凶，是这事太重要了。

打那以后，她再放哨，眼睛瞪得溜圆，再没出过岔子。

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地下组织也遭受了重创。李富春和蔡畅奉命转移到中央苏区，特特则被外婆又带回了湖南老家，这一别就是整整7年。

1938年，国共合作抗日，形势稍缓。组织上把特特接到新疆，又转送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她终于见到了娘。蔡畅来看她时，还带了糖果，分给院里其他孩子。特特看着娘把糖递给别人，心里酸溜溜的，可她没上前。她知道，娘的心里装着好多孩子，不光是她一个。

1941年蔡畅回国时，特特抱着娘哭了：“娘，你能不能别走？”蔡畅摸着她的头，眼圈红了：“娘得回去打仗，等胜利了，咱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后来，特特就一个人留在了苏联，她在这里认识了苏联青年瓦里亚，随后就结婚生子。

1952年，特特接到娘的信：“祖国需要人，回来吧。”她没犹豫，带着孩子登上了回国的火车。她想，这下总算能跟爹娘好好过日子了。可真住到了中南海，她才发现，爹娘的“规矩”比小时候还多。蔡畅跟她说：“家里的生活费你得交，看病自己花钱，别想搞特殊。”

有回特特中暑晕倒，同事送她去医院，秘书派车把她接回家。蔡畅回来第一句话就是：“车钱给秘书，不能占公家便宜。”特特心里有点难过，可还是乖乖把钱给了。

后来她搬到单位宿舍，孩子上学、生病，也全都是自己扛。有回急性支气管炎住院，出院后蔡畅让她自己交住院费：“你住的不是合同医院，不能报销。”可特特那阵刚跟苏联丈夫离婚，一个人带俩娃，日子紧巴巴的，这笔钱差点没凑够。还是李富春悄悄让秘书把钱给垫上了。

特特有时候也难免埋怨：“别人爹娘都疼孩子，你们咋对我这么狠？”蔡畅就板着脸说：“咱是革命家庭，不能搞特殊。你得靠自己。”

到了晚年，特特才懂了父母当年的爱，也明白，为了革命事业付出的父母有多伟大。正是有了这些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者们的贡献，才会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