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谋反案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自此以后，中国再无丞相之名，胡惟庸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丞相。但胡惟庸案的真相至今莫衷一是，众口不一。 许多教材和著作在提及胡惟庸一案时，多认为其檀权结私意图谋反对朱元璋的皇权产生了威胁，最终被诛。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五十年前，吴晗先生曾在《胡惟庸案考》中指出胡惟庸案完全是朱元璋为了终结皇帝和丞相权力之争的一种手段。那么胡惟庸究竟是反臣？还是棋子？

众说纷纭的胡惟庸案 1.胡惟庸其人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史书中对胡惟庸生辰并未有确切记载，只知其一直跟随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升为参知政事，洪武四年又升任左丞，到了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又官拜右丞相。胡惟庸仕途可谓是一路升迁，青云直上。 胡惟庸，可以说是位高权重，此时的朱元璋对他很是信任。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可见朱元璋对其之信任。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惟庸总中书之政，以上信任之重也”。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其之信任。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凭空而生。这都是因为“帝以惟庸为才，宠信之”。

虽然胡惟庸有才，但是纵观所有的明史，无论正史还是野史，赞美胡惟庸的极少，这是是由于其有才无德。说其无德说的是其奸诈狭隘。刘基的死足以说明。“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 此外胡惟庸也并非是光明磊落的良相，他打击异己，徇私枉法，结党营私。而且后来还出现“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的阻慢贡使事件，这些都为他后来的下场埋下了祸根。

2.胡党之狱 根据历史记载胡惟庸的登上相位以后权势如日中天，权倾朝野。他的实权仅次于太子，于是便成为了仅次于皇帝、太子的权力中心，胡党的权利也就不断膨胀，此时的胡惟庸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伴随着一场车祸，胡惟庸变成了一个谋逆之臣。据《明史·胡惟庸传》所记载，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掉下马车摔死，胡惟庸便将驾车之人杀死，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气，命他偿命，胡惟庸请求用金帛钱财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没有同意。 这时胡惟庸害怕了起来，“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但是洪武13年正月，涂节将祸变上报皇帝，告发了胡惟庸。朱元璋大怒，于是便诛杀了胡惟庸，陈宁和涂节。

胡惟庸被诛九族，但这并不是事件的结束，反而是刚刚开始，胡惟庸死后，洪武十八年李存义被人告发说他是胡党，最终被罢官免死。 洪武二十年，御史弹劾太师李善长，后来李善长被逼自杀，其家族70多人亦被诛。直至李善长死、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胡党之狱才宣告结束。 胡党之狱自胡惟庸被杀开始到李善长自杀结束历经十余年，被牵连诛杀者更是多达三万余人。其中因“胡党”而被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

3.漏洞百出的谋反 许多史书都记载了胡惟庸擅权谋逆的罪行，但看似坐实的谋反之罪，其实漏洞百出，用今天的话来说，多少有点证据不足。 据《明史·胡惟庸传》所记载，胡惟庸是由于儿子摔死，生气杀死车夫，后希望通过财钱赔罪，被朱元璋要求偿命，胡惟庸心中害怕，于是招来同谋，意图谋反，但被中丞涂节告发，于是被株连九族。这个说法不免太过牵强了。 首先暂且不说胡惟庸谋反原因太过单薄，单就智商上来说，谋反绝不是这次事件最佳解决办法，胡惟庸不可能因为朱元璋一句话就去谋反，倘若胡惟庸真想将朱元璋取而代之，绝对会进行周密计划，而绝非如此的手忙脚乱。

再者是朱元璋，涂节揭发胡惟庸，本应可以功过相抵，但朱元璋却对其毫不留情，面对胡惟庸的境地，和他有牵连的人一个个出来揭发他，这样的人越多本应越有利于朱元璋治胡惟庸的罪，但这些人无一例外全被诛杀。 更为荒诞的是《明史纪事本末》中“云奇告变”的事件。云奇是当时的一个太监，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家中井中涌出醴泉，胡惟庸认为这是祥瑞，并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但是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拉住缰绳，急不能言。 朱元璋怒斥云奇不敬，护卫痛打云奇，云奇右臂将折，快要被打死了，仍然手指胡惟庸家，朱元璋感觉有异，登上城墙，发现胡惟庸家“蔵兵复壁间，刀朔林立”，立即派御林军抓捕。

到这里，胡惟庸的谋反更具戏剧了，“云奇告变”更像是在弥补胡庸谋反案的漏洞。正如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甚至云奇这个人都是虚构的，他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坐实胡惟庸的谋反。 4.“反臣”更像是“棋子”。 尽管胡惟庸谋反之事漏洞百出，但就史书记载，他已经是反臣无疑，但与其称之为反臣，更不如成为棋子，一枚可以加强皇权的棋子，一枚排除异己的棋子，一枚可以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棋子。

先看胡惟庸案之前，洪武八年，德兴侯廖永忠被以“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诛之”。洪武十二年，右丞相汪广洋以“朋欺”罪贬江南，后来也被赐死。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也被以“所为多不法”入京鞭死。 胡惟庸案更像是朱元璋进一步的大杀功臣，胡惟庸案所株连而死并被追夺爵位的有一公二十一侯。明初四位宰相，三位死亡。可见，胡惟庸更像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一枚棋子。 往后看，胡文庸被诛杀之后，朱元璋的措施是废丞相，这或许就是朱元璋最终的目的，胡惟庸给朱元璋了一个好的借口，或者说无论如何朱元璋也需要胡惟庸谋反。胡惟庸被诛杀后，朱元璋认为丞相是政局不安的主要原因，由此废除了丞相制。

自此以后，丞相退下历史舞台，“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专制皇权达到了最完备的形态。就此而言，这正是朱元璋所希望的那样，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胡惟庸谋反。因此，胡惟庸更像是朱元璋加强皇权的一枚棋子。 千余年帝相纠葛的结束 丞相之名是从春秋时期的上卿亚卿演变而来的，战国齐景公首设相职，自此皇权和相权开始了千余年的纠葛。在封建制度下，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很大的权利。相权也成为皇权最为忌惮的势力。

皇权对相权的削弱由来已久，秦朝开始设三公，以牵制丞相，隋唐时期又设三省六部制分割相权。到宋朝也通过设参知政事，以分宰相之权。可见相权一直以来都被皇权视为隐患。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也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激化。 到朱元璋登基之后，他出于自己的疑心对开国功臣和手握重权的丞相一直心怀顾忌，屡次试图铲除这些阻碍，明初一共有五位丞相，分别是杨宪，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这五人除了徐达任职时间短，没有落下口实外，其他四人先后因罪被杀。 胡惟庸为相之时，权势不断的膨胀，朱元璋对胡惟庸的忌惮也就不断扩大。伴随着了这个忌惮的扩大，朱元璋逐渐有了废相意图。于是在胡惟庸案后，朱元璋断然废除相权。从此相权皇权合二为一，帝相千年之争也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事实上，胡惟庸案是一个导火索，朱元璋并不是不满意胡惟庸，如果不满意胡惟庸大可再换一个宰相，可是朱元璋并没有，因为他的目的是宰相制度，所以不管是胡惟庸，张惟庸，还是赵惟庸，都不可能长久为相。 但也不可否认，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罪行对他被杀和废丞相的时间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而胡惟庸案的发生，也为朱元璋废丞相提供了机会。 最终，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度，并留下《皇明祖训》“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自此丞相制度终结，丞相成为历史，中国历史再无丞相之名。

总结 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胡惟庸案更像是朱元璋在诛杀功臣的手段，朱元璋制造出胡惟庸案与其说是因为胡惟庸意图谋反，倒不如说是朱元璋想让他有谋反罪名。 同时，在相权皇权的固有矛盾下，再加上朱元璋个人猜疑性格，胡惟庸案也是明初皇权相权之争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明史》 2、《胡惟庸案考》 3、《明太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