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传出了诸葛亮的英明，传出了曹操这个奸雄，也让很多人注意到了刘禅这个让人恨铁不成钢的阿斗。
“乐不思蜀”弘扬四海，“扶不起的阿斗”贻笑大方，人人都为刘备和诸葛亮这样的明君贤臣可惜，痛惜他们没有一个足够能干的继承人，继续匡扶汉室，复兴大业。
但历史上的后主刘禅稳坐帝位41年，在诸葛亮死后仍然保住了蜀国二十多年的安宁，他真的如同罗贯中所说的那样不堪吗？
《三国志》记载，刘备曾兴奋地对刘禅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
这是诸葛亮告诉射君，再由他转述给刘备的话，而在《与杜微书》中，诸葛亮又说刘禅“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可见作为刘备乃至整个蜀国的定心柱，诸葛亮对后主刘禅的品格是十分满意的。
刘禅也没有辜负诸葛亮的评价，真正做到了“仁君”该有的样子，无论是广受诟病的“乐不思蜀”，还是果断投降亡国的举措，都能从中看出刘禅的“仁德”之慧。
公元223年，刘备死，后主刘禅即位，成为一名17岁的帝王。有刘备的临终托孤，诸葛亮对刘禅可谓是兢兢业业，与诸葛亮在政事上的鞠躬尽瘁相比，他对待刘禅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事必躬亲。
刘禅尚在襁褓中时，刘备被围困，这位“素有大志”想要总揽英雄、驰骋天下的刘皇叔，抛妻弃子，仓皇逃难。如果不是赵云，哪有蜀国后来的先主后主呢？
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继承人筛选手段，无论立贤立长，熟读《韩非子》《六韬》《左传》、文武双全的刘禅都时按照刘备心中标准继承人的样子成长的。
他在和刘备颠沛流离的过程中见便了人生苦难，跟随诸葛亮、伊籍学文史之道，还有专门的武将教他骑射。而刘禅在性格上，和刘备一样，宽和仁厚、性情平和，却获得了与刘备截然不同的评价，成为后世的反面教材。
单从小说《三国演义》，这是对刘禅的以偏概全，放大他的缺点，而无视他的优点。商纣王帝辛在史书中被塑造成暴虐无能的形象，尚且有人为他翻供证明清白，而刘禅在史书《三国志》中，明明白白是一个集帝王缺点和普通人性格于一身的人，却渐渐地被一本小说影响，乃至后世有意把他塑造成傻子的形象。
刘禅做错了什么呢？
最著名的三件事：一，晚年重用宦官黄皓；二，面对魏军来袭，不战而降，主动献国；三，说出“乐不思蜀”的话。
三件事奠定了“扶不起的阿斗”之名，刘禅却在诸葛亮这个“扶”死后，独自支撑了蜀国二十九年。单凭这一点，就不能说他一无是处。
古往今来，幼年登基的君主在成年后无不选择卸磨杀驴，尤其是先帝的托孤大臣，后来基本都是新皇帝的心腹大患。
顺治鞭尸多尔衮、康熙16岁除鳌拜，这些都是后世津津乐道的“帝王功绩”，也证明了没有君主不会忌惮功高盖主的臣子。
但刘禅没有。
因着刘备的嘱托，刘禅对诸葛亮“以父事之”。
从建兴元年到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像老母鸡护着小鸡崽子一样牢牢地把刘禅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他承担不起失去汉室复兴希望的损失，却也因此让刘禅断绝了成长的机会。
这段时期的刘禅是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君主的关键时期，诸葛亮一切顶在前面的行为，让刘禅本身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成长环境，是温室里的一朵花了。
诸葛亮死后，刘禅继续坚持他的治国方略——北伐和屯田生产。刘备白帝城托孤，不仅托付了后主刘禅，还有汉室江山，“可将刘禅取而代之”并非空穴来风。放在任何一个君主身上，都不会放过诸葛亮这样潜在的威胁。
而诸葛亮的死亡，不仅对蜀国，乃至魏国和吴国，都是一项天大的事。在这个情况下，刘禅坚持诸葛亮在时的政策，只是减小了北伐的规模。
他没有废除诸葛亮的既有政策，也没有对他进行死后清算，一方面是刘禅的仁厚，另一方面，刘禅对诸葛亮这块招牌的力量很清楚，而且进行了妥善地利用。这一招，对内能够稳定人心，对外也能震慑敌国。
但刘禅并非没有自己的决断。没有诸葛亮辅佐的近三十年，他撑起了蜀国，反而废除了丞相之职，改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从而使得朝中势力趋于平衡，未再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
等蒋琬等人去世之后，刘禅才开始大权独揽。从这件事上来看，刘禅有着足够的稳定朝堂、维持国统的能力。
在诸葛亮死后，蜀国发生的第一件大事“魏杨对峙”问题上，刘禅的表现也是一个拥有独立判断、且深知群臣盘根错节恩怨的的君主形象。
当时刘禅身边的近臣蒋琬、费祎、董允都站在诸葛亮对待魏延的态度和立场上判断魏延和杨仪两人的是非罪过，简单粗暴地断定杨仪没有谋反之后，那么谋反的就必定是魏延无疑。
但在刘禅看来，魏延反对的是诸葛亮的决策，并非是刘禅的皇位，何况先主刘备对魏延的看重众所周知，刘禅的决定并不是草率定罪，而是令董允前去劝慰。
可惜一道“丞相遗命”就断送了魏延性命，而朝中尽是丞相遗留给自己的辅政大臣，刘禅仍能做出“既已明正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的决定，厚葬魏延。
对待背负谋反罪名的“叛臣”，刘禅的行为，既表明了自己不相信他会谋反，又表现了对先主的维护。
公元263年，魏军进犯，刘禅看着成都城内不到两万人的守军，十分坦然地出城投降。
有人抨击他懦弱、毫无气节，有人说他怀有仁君大爱，保全了蜀国百姓，免遭战乱之苦。或许两者兼有，起码能够看出，刘禅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安于现状、没有野心也没有进取精神的守成之君。
魏元帝赐给他的封号“安乐公”仿佛是在讽刺刘禅，也有可能是对他的告诫，这些后世并不知晓。
但魏帝及魏国上下，对刘禅的戒心从未放下过，才有了后来的宴会试探。
刘禅被魏元帝要求迁居到都城洛阳，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住着。即便如此，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司马昭还是不放心，他大宴蜀国君臣，命人特意演奏蜀乐来试探刘禅的反应。
如同楚汉争霸之际听到楚歌的项羽，席上的群臣无不被触动思乡之情，满面凄怆，十分轻易地被勾起了悲惨回忆，而醺醺然沉醉于音乐的美妙动听的刘禅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司马昭心机深沉，并不相信刘禅真的甘心做一个亡国之君，专门出言询问。而刘禅的回答十分符合自己的人设，也很符合他作为亡国之君，处在别人刀俎之下的处境：“此间乐，不思蜀”六个字，换做任何一个君主，都很容易让人们理解他的隐忍与韬光养晦。
上一个亡国之君，被锁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的李煜，感叹“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之后没多久，就被赵匡胤一杯毒酒送去见他爹了。
偏偏放在刘禅身上，人们对他的理解就只剩下字面意义了。
南北朝时期，蜀中百姓甚至还为刘禅修建了专祠，与武侯祠一东一西位列昭烈庙两侧，由此可见刘禅的统治是深得百姓拥戴的。
汉昭烈庙
从这一点来看，起码刘禅在蜀地百姓心中，并不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但刘禅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精明隐忍，只能说，他更像一个普通的守成之君，是一个有着普通人的安乐、耽于享乐、会畏惧但又心怀百姓的亡国之君。若非没有李煜的才情，刘禅也不至于慢慢被演化成低智低能的形象。
如果放在太平盛世，刘禅可能会得一个如同宋仁宗那样的美名，但他托生错了时代，遇到了纷乱复杂的三国时期。
刘禅当政后期，也是另一点让人们不看好他的地方：宦官黄皓当权。
姜维征战归来，对刘禅上谏，要求杀掉黄皓，而诸葛瞻临死之前，还在感叹“外不能制姜维，内不能除黄皓”。
这一方面表现了蜀国的内政大臣们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和谐，反而充满勾心斗角、权谋倾轧，但刘禅把他们平衡好了。
刘禅保住黄皓时说，他不过是个小宦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权力。显然，刘禅对黄皓及自己的定位看得很清楚，并不会允许黄皓行使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权力。
另一方面，刘禅晚年任用宦官并不是不可原谅的过错。古往今来，晚年不倚重宦官内侍的皇帝少之又少，这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局限性造成的，而非刘禅专有的过错。
可能是《三国演义》把许多三国时期的人物优点进行了放大，导致人们印象中，那一时期的英雄豪杰辈出，天资禀赋出众的也太多，只有阿斗，沦为了衬托刘备和诸葛亮的反面，偏偏他又在蜀国后主这样显著的位置上，巨大的落差导致人们对刘禅的要求和标准也相应提高了。
但从重用宦官这一条来说，恐怕没有哪个朝代比明朝的“阉祸”更加严重，英明神武如秦始皇，也敌不过赵高指鹿为马的阿谀。
因此，重用宦官，只能说是大多数皇帝的通病，而不能单列为刘禅“扶不起”的罪证。
综合来说，刘禅不能算一个开疆拓土、锐意进取的霸主，但绝对是一个合格的皇权继承人。能守住皇位41年，他已经胜过了历史上的几十位皇帝。起码刘禅还有自知之明，没有身无二两肉偏还要喊打喊杀地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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