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昌国

2002年，那天的雪很大，那个冬天很冷。

当时正在潍坊求学的我，忘记了什么原因了，在寒假的时候，竟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手足无措的我，只好给家里打了电话。

那时候的通联方式，远没有现在微信上指头一划钱就到位的快捷，在接到我的“求救”电话后，考虑到邮局得走三天的汇款单，我那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爸爸，竟然动了到校接我回家的念头。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出发前给我的宿舍打了一个电话，剩下的我能做的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算计着爸爸到达的时间，因为他那个砖头大小的小灵通在客车跑起来之后，是没有什么信号的。

那天的等待似乎格外的漫长，在熬过了一个煎熬的上午之后，我竟然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收拾好所有的行囊，到车站等待爸爸的到来。许是归心似箭的心理作祟吧，我没有选择坐公交车，而是孤注一掷地用身上仅剩的钱，打了一辆车，心里想的是，反正马上就见到爸爸了，也就不必再为钱的事情发愁。

接下来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兴致勃勃赶到车站的我，在最后一辆车进站的时刻，始终没有等到爸爸的身影，身无分文的我，一下子感到了害怕和绝望。

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天又不合时宜地飘起了雪花，此时的我除了又冷又饿，更多的，是无助和彷徨。

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和无数次生存和毁灭的推演和抉择之后，我终于做出了这一生最不堪回首的一个决定：向别人乞讨，讨一块钱坐公交车回学校。

所有人看我的目光都是异样的，相比于不理不睬的态度，更多的是年纪轻轻不学好的苛责，甚至还有冷嘲热讽的、不怀好意的打击和无视。

雪越来越大，我心里的绝望和冷也越来越强烈，最后干脆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听天由命了。

“小哥，咋回事？”，一个声音唤醒了瑟瑟发抖的我，我一抬头，一个身穿警服的，四十几岁模样的人站在我面前。我把说了一下午的台词又复述了一遍，并且一再声明，我不是乞丐，也不是骗钱的，只是想借一块钱回学校。

叔叔笑眯眯地听我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了五块钱递给我，“小哥，我相信你，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记得找警务室，这大冷的天，要是冻坏了，你家里人不是更担心吗”？

我看着叔叔递过来的五块钱，说只需要一块就行，“傻孩子哟，拿着钱，买个热豆浆，给父亲或者学校打个电话……”

直到当天晚上，返回学校的我等到了爸爸的到来，才知道客车过了昌乐便下起了大雪，耽搁了到站的时间。

再后来，毕业工作，娶妻生子，转眼间过了二十年，而已是不惑之年的我，除了路过几次，竟然再也没有踏足过那片土地。想来，借给我钱的叔叔也应该退休了吧，而借他的钱，恐怕这辈子也没有机会还了。

但是，二十年间，从橄榄绿到国际蓝，这身衣服，在我的心里却从未忘记也不敢忘记过，因为它是我那个冬天里最暖的颜色！

作者简介：孙昌国，笔名大木，济南市莱芜区人，现居淄博市博山区。

壹点号 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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