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永加
有句话说得好：民生无小事。古代同样注重消费权益的保护，那时的一些官员会从消费者的小事入手，小事处理好了，纠纷和矛盾就会在萌芽状态下被消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负责管理市场的市师、市吏、市正等职位。汉代，主管市场的有市吏、市长、市令、市丞、市啬夫、市掾、军市令、市正等职位，负责管理市场经营活动，管理商贾、工匠等的市籍，征收市税等。当时，朝廷不仅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同时对各级市吏的职责规定十分明确，如有违反要受到惩处。
在《东观汉记·闵贡传》中就记载了一个市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例子：“闵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为断。安邑令候之，问诸子何饭食，对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与之。’令出敕市吏，后买辄得。”
这个记载是说，闵贡家贫且疾病缠身，买不起肉，每天只能买一片猪肝吃，可是卖肉的屠夫嫌钱少，不愿意卖给他。说起来一片猪肝是很小的一件小事，然而安邑县令得知此事后，没有因为事小而不为，立即批示让市吏调解处理，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闵贡又能吃上猪肝了。
这件小事，说明安邑县设有市吏来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对于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市吏会大胆管理，充当调解员。
关于肉类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早在汉代就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
所谓脯肉，是古时用牛肉、鹿肉或者猪肉等鲜肉晾晒后制成的肉类食品，类似现在的腊肉。在保鲜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脯肉很受欢迎。这条汉朝的律令就是说，供大家食用的肉类产品，如果变质了，会使人中毒甚至死亡，必须全部烧毁。如果应该烧毁却不烧毁，那么主管者就要受到跟盗窃一样的处分。
到了唐朝更加严厉，销售者如果被发现卖问题肉类，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地方任职时，就曾审判过这样的食物中毒案件。一个叫景的旅客在途中的一家饭店中吃饭，因为所吃的脯肉有毒而身亡。饭店的老板因此被景的乡党起诉，被要求承担法律责任，而老板认为责任不在自己，因为那些脯肉不是他自己制作的，而是从别处购买的。白居易接到报案后，经过认真审理，依据《唐律疏议》中的这条规定，饭店老板不知情没有责任，追溯脯肉源头，将脯肉卖给饭店的人依法进行了严惩。
宋朝对待注水肉也是严格管理的，以避免发生食物质量安全问题。当时规定，销售者在猪肉或者牛肉里注水，要被“杖六十”，如果被惩罚了依然不改，那么就再判一年徒刑。明朝对注水肉的处罚跟它的前朝相似，只是在力度方面多了二十杖。
清代康熙年间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对一起民间的买卖纠纷，成功地处置于初发之时。
于成龙在罗城县任知县时，罗城东街的钱氏，已过花甲之年，但人很精明。这天已是八月十四，第二天便是中秋节了，她去月中桂糕点铺买月饼。月中桂的月饼在当地很有名气，中秋前夕，买卖十分兴隆。
钱氏买了六十个月饼，每个五文共计三百文。不想忙乱中，双方发生争执，钱氏说已经付款，店中伙计却说没有付款。闹得不可开交，竟至发生扭揪。这时恰好于成龙路过此地，双方拦住轿子喊冤。于成龙听了双方的供说，真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就是旁人也是各执一词。于成龙经过思考后，当场判旁观者每人出一文钱，代付店主，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判道：“本县审得钱氏与月中桂茶食店店伙孙小弟互扭一案，一谓早已付价，一谓尚未收到，各执一说，未能相降。询诸旁人，亦多异词。本县细核双方情节，钱氏年已六旬，貌尚诚实；店伙孙小弟在店服务，已有八年，则其人自必诚实可靠。查核情节，双方似均无误。而此三百文，必由钱氏缴上，放在柜上，而他人乘人多事忙，双方不及觉察，而被窃取之耳。故在钱氏则确已缴出，而在孙小弟则确未收进。本县今为尔等判：使钱氏再出三百文，则钱氏未免太冤；使月中桂认收三百文，则月中桂亦必以人人效尤为虑，而不肯受屈。本县观察在此店中购物者，计有三百人以上，何不人人为鲁仲连，出而一解此纷乎。每名一文，一鼓而三百文之数可足。在出钱者不过以一文之微，当必无甚吝惜，而双方争端，自可平息。为计之善，莫善于此。平讼听狱，本县之职。排忧解纷，亦贤者之责也。此判。”
于成龙这种让众人都来伸伸手，众筹帮当事人解脱的办法，虽属无奈之举，但在当时没有摄像头、无法还原现场的情况下，也算是高明之举。
对于欺行霸市、欺客宰客的行为，清代在京城设有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五城兵马司，负责整个京城（紫禁城以外）的治安、消防、城市管理、缉拿囚犯等事宜。
在清同治年间，浙江鄞县知县段广清就巧妙解决了一个欺行霸市的案例。
一天，段广清路过县城中心街口一家米店，看到米店老板和一个乡下农民正在争执不休。原来，农民的父亲生病，进城请医生，路过这家米店，不小心踩死了店主的一只小鸡。店老板要他赔九百文钱，他身上只有请医生的三百文，不够赔他，因此争执起来。
段知县弄明白原委，心里有了主意，就走上前去，问农民：“一只小鸡能值几个钱，竟然要赔九百文？”农民说：“店主说他的鸡虽小，却是大鸡种，可以养到九斤重。按市价百文一斤，所以他要我赔九百文钱。”段知县看着店主问：“这乡下人说的都是真话？”店主说：“一点不假。”
段知县笑着说：“店主要赔偿的数目不算多。你这乡下人进城，走路不小心，踩死了人家的鸡，理应赔他。”那农民只得当了衣服三百文，加上口袋里的钱，才六百文。段知县又拿出自己的三百文补足，当街交与店主。
店主拿着钱就要走人。这时，段知县大声说：“且慢！我还有话要说。本县刚才所判只有一半，还有一半未判完你们怎么就走了呢？”围观的人群也都很吃惊地看着段知县。
段知县看着店主说：“你的鸡虽说可以养到九斤重，但现在不是还没到一斤吗。俗话说得好：斗米斤鸡，就是说，鸡长一斤要喂米一斗。眼下你的鸡被乡下人踩死了，不用再喂了，岂不省了你九斗米吗？他踩死你的鸡，赔了你九斤鸡钱；而代你省下的九斗米你却应该算给他，这样才算公平。大家说对不对呀？”
围观的百姓听到这里，才明白段知县的用意，都高兴地齐声答道：“老爷断的公平。”店主傻眼了，只得当众立即量了远远超过九百文价值的九斗米交给了农民。
段广清巧判“天价”鸡崽案的故事，全力维护了百姓利益，今天读来仍大快人心。
（作者为文史专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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