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国邮政系统最早可追溯至亨利三世时设立的阜家邮政，其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从建立之初就意义重大。查理一世于 1635 年扩充这一机构的职能，使它不仅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而且负责一些出版物的审查工作。这一机构在内战时遭到破坏，但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很快重建，并正式成为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设邮政大臣管理。
十八世纪是邮政系统的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管理制度和运作程序的逐渐确立，以及邮政业务向全国和海外的快速扩展。邮政系统也开始成为负担政府收入的重要机构，其经济效益愈发明显。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十九世纪英国经济迅猛发展，与此相对的是，国内政治却愈发保守。
1840年之前的英国邮政系统
公元前 700 年左右，犹太王赫齐卡亚统治时期，最早的邮政机构雏形已经出现。在关于赫齐卡亚的编年史书上有如下记载:“携带国王及其亲属的信件将会通过邮递的方式遍布整个以色列。”
古代波斯也有类似的情形，《旧约》中记载，出于不满其妻瓦实提的反抗,且为了通告其庞大帝国的每一个省份，波斯王亚哈随鲁(Ahasuerus)“把诏书送到王的各省，一省一省都用本省的文字，一族一族都用本族的方言，使凡为丈夫的在家中都作主，用本族的方言说话。”
在古代社会，要将信息传递到帝国的每个省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一个专门的邮政机构的存在，但国王通过邮政传递消息的事实已经不容置疑。
世界最初邮政系统
希罗多德、奥维德等历史学家和作家记录了各式各样传递信息的方式。那些方式或野蛮，或离奇，却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信息安全是首要因素，其次，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信使亦不可或缺。或许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古代人对信息时效性的要求似乎并不是很高。
波斯皇帝居鲁士首先建立了规范的驿政制度，用以辅助其管辖治下的庞大帝国。在我国古代，用来传递消息的驿站也十分发达。早在商代，邮传即已出现，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周朝时，邮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出现了多种邮递方式。秦朝建立之后，为邮政提供服务的驿站开始出现，一个完整的邮传系统也逐渐建立起来。不仅如此，同波斯相比，中国的信使更能深入帝国的各个角落。
西班牙人在面对新大陆的强盛帝国时，也为其完备精密的信息传递方式而惊叹。无论是印加人，玛雅人还是阿兹特克人，在信息传递方面，都发明出了堪与古波斯和古中国媲美的制度。有意思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似乎在这方面意兴阑珊。希腊人喜辩论演说，不爱写信。罗马人虽热衷书信，于邮政机构的建立亦不甚了了。虽然公共信使的出现当属罗马人的一大发明。
似乎帝国越是专制庞大，统治者对获取信息的要求也越是紧迫，相应的，邮政机构的建立也更早，邮政制度也相对成熟。
英国最初的邮政系统
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所知有限，至于邮政制度，更是渺不可寻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怀特(Thomas Wright)的描述中稍稍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出于远方来的人往往充当信使的角色，因此中世纪的英国还保留着“友善待客的习俗”正如怀特所说，“当--名陌生人停留在一个撒克逊居民的门前，他携带信件，并提出食宿请求时，如果主人拒绝，就会被同乡蔑视。”
由此可见，中世纪时信件的往来大多是私人行为，信使由旅人充当，报酬也不过一次食宿而已。
诺曼征服后，英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亨利一世统治时(1100-1135 年)，信使第一次成为国王的永久雇员。到了约翰王时代(1199-1216 年)，出现了最早关于付酬金给私人信使的法令记载。约翰的继任者亨利三世则规定信使们需穿戴早家制服。
固定的邮政站点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1272-1307 年)建立起来，并拥有马匹。在爱德华四世(1461-1483 年)的推动下，一个正式的邮政机构得以建立，同时，驿政制度(Riding Post)也建立起来。究其原因，客观上，同苏格兰的战争导致对信息传递速度的要求大大提高:然而，爱德华四世的主观意愿似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出于热衷搜集稀奇古怪的消息，国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信息仓库。“因此邮政机构的建立与其说有益于国家的发展，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国王自己的嗜好。”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雄才大略的亨利八世不仅使得爱德华四世建立的邮政机构得以延续，而且令其国家角色获得了进一步确认。
1516 年，亨利八世正式设立邮政长官(Master ofthe Post)这一职务，使其负责邮政机构的管理。与此同时，流动邮政(Travelling Post)也首次出现。爱德华六世时，一项规范邮政马车的立法(2 and 3 Edward VI.C.3)出议会通过。到了玛丽女王统治时期(1553-1558 年)，政府针对信件的审查则越发严格。
伊丽莎白一世登上王位后，英国逐渐进行海外扩张和频繁征战。政治上的稳定，贸易的迅猛发展，使得英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该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是，英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外国商人自建的邮政机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王室邮政机构的功能还不是十分完善。
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邮政系统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十九世纪，英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机器大生产逐渐取代了农村的家庭手工业，煤和铁开始被广泛用于生产，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商业和制造业的繁荣又成为工业化的巨大推动力量。从 1780 年到1830 年这十年间，英国人口增加了近一倍。“在英国，制造业的日益繁盛，以及家庭农场的逐渐消失，使得新增人口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
然而在商人和资本家看来，“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英国政府并未扮演，至少它不愿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就像 1815 年谷物法展现的那样。但同时，它也不会放弃自出竞争原则带来的好处。”新的生产方式导致经济结构的改变，同时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使得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开始要求自身的权利。这也是 19 世纪大部分改革运动的一个主要背景。
改革的成果
对国家和公众来说，改革的成果涉及方方面面。低廉的邮费使得信件大量增加，通过信件传递消息再也不是中上层阶级的特权了，普通民众也能享受邮递业务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穷苦阶级，受益最大。
此外，随着便士邮政的推行对于国内业务来说，非法的走私信件几乎不禁而止，国家的收入因之扩充，法律的尊严也得到维护。
对十九世纪的英国邮政系统来说，罗兰·希尔的便士邮政改革意义重大。首先，希尔关于邮局改革小册子的出版，及其引起的强烈争论，使得改革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事件，以前不甚重要的邮政系统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其次，在经济方面，希尔提出了根据花费来确定邮资标准的改革方案，即制定统一的邮资标准，邮费不再随距离的长短而改变。希尔在制定改革措施的时候考虑到了成本核算(cost accounting)的问题，经过较为科学的计算，才将邮资的标准确定为一便士。因此，在社会机构改革的层面上，希尔的尝试被许多学者视作运用管理会计学(managementaccounting)做出决策的珍贵案例。
在社会方面，邮费的降低使得信件的流通量大幅增加，教育的普及，特别在底层阶级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文化的广泛传播，商业的兴盛繁荣，均同书写习惯的培养和扩散密不可分。这一切又是英国向现代化国家快速边进的基石。
此外，希尔的便士邮政被许多国家所借鉴，正如科斯(Coase)引用马修·希尔(MatthewHill)的话，“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这一私人理论成了整个国家的法律:同样，在法国，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基于这一理论，一种建立各自邮政体系的尝试也在进行着。”因此，希尔的便士邮政不仅惠及整个英国，而且就人类信息传递史而言，亦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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