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与陕西省主席兼第17路军司令杨虎城发动“兵谏”，将正在西安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扣押，同时调兵将城内的陈诚等中央大员全部逮捕，史称“西安事变”。事变发生整整1天，西安对外通讯全部中断，不仅远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层，就是距离最近的中央军潼关驻军也一头雾水，不知西安局势如何；直到12月13日，侥幸逃出城的军统特务、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江雄飞才发来准确消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卜。

西安事变前特务们并未预警

从1935年10月长征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开始，蒋介石紧急调动30万大军北上围剿，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部”，并以西安为中心，在陕西全省大规模建立特务组织。到西安事变前夕，仅在西安城内建立的反动机构就多达120个，其中有武装的特务组织42个，包括中统（即CC系）、军统（即特务处）等各家势力，控制着全城的行政机构、警察、宪兵、保安团等。

针对西安内外驻扎的东北军、西北军各部队，蒋介石均派有政训人员，负责特务监视活动，一旦发生异动，可随时上报“剿匪总部”政训处，该处处长曾扩情毕业于黄埔一期，还是复兴社的发起人，对蒋十分忠诚，嗅觉十分灵敏。但这些人在西安事变期间却集体变成了“聋子”、“瞎子”、“哑巴”，事前没有发现端倪、及时预警，事后也不能及时传递信息。

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忙于内斗

原来西安城内的特务机构虽多、人员虽众，却各霸一方，摩擦不断，尤其是中统和军统这对老冤家。中统控制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民政厅、教育厅等机构，军统则指挥全城警察、宪兵和多达500人的武装警察大队，双方不但视对方为仇敌，彼此封锁消息，情报传递十分不顺畅，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的情况都是“一知半解”，对其从“哭谏”到“兵谏”的思想变化更是毫不掌握。

更重要的是，中统、军统等机构负责人不仅对外严防死守，在自己内部也争权夺利、互相提防。为了抓权，中统负责人、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宋志先将电台主台设在了省党部内，军统方面的负责人虽然是兼任“剿匪总部”情报处长的江雄风，但特务处陕西省站站长、西安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却利用自己地头蛇的优势，将电台设在了警察局内部，完全不顾陕西站应该单独秘密设置的情报安全原则。

特务电台武装第一时间被解除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派兵全城大搜捕，占领了各处军警宪特机关，逮捕了主要头目，将城内的警察、武装警察大队、宪兵二团等全部包围缴械，各大特务组织失去指挥，迅速垮台。同时，张、杨的部队还接管了全城的电话通讯、无线电台等，设在省党部、市警察局的主电台均被查封，尽管城内还有不少漏网的秘密电台，但他们都是无线电支台，平时只与主电台联络，没有直接联系南京的高级密码，现在只能干着急。

江雄风之所以能够发出消息，也是因为他逃到了军统西北区设在城外的联络点，才利用秘密电台和自己的密码本联系上了南京方面，发出了些许消息。

西安事变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