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是标明军人军事级别、社会地位的军队管理制度，但非常可惜的是我军自从建军起就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行军衔制，这也导致我军在抗美援朝期间受到了一丝尴尬。

在抗美援朝胜利谈判桌上，对方有军衔，我方没有，为了能达到“平起平坐”，只能临时给我方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军衔……这种尴尬终于在1955年得以终结，这一年，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

李先念

但在授予军衔前，负责的同志又遇到不少问题：那些早已去地方工作的李先念等同志，如果授衔的话不符合制度，如果不授衔的话又不符合他们的资历和功绩，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找李先念谈话，一番交谈后，李先念主动提出：“我什么军衔都可以不要，但……”

毛主席和李先念谈了些什么？李先念又是如何回答的？最终他有没有被授予军衔呢？

1926年，在国民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李先念目睹了北伐军的革命风采和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戴的场景，他不由得萌生出向往之情。不久后，李先念回到家乡黄安参加了农民运动。

这年年底，李先念在黄安革命骨干王积宽、王积余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九龙冲乡一名青年农运骨干。

1927年，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期。鄂东北的革命形势也急速下降，土豪劣绅和大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农民歇会也被迫解散，黄安、麻城一带陷入可怕的“白色恐怖”之中。

在如此危急关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继南昌起义后，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也陆续展开。1927年10月，考虑到黄安、麻城地区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和群众基础，因此湖北省委决定成立黄麻特委，组织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黄麻起义”。

1927年11月13日晚上，时任黄安县高桥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的李先念，率领上千人抵达羊子山。10点一到，李先念等高桥区的革命领导人开始向群众做简单的动员，并号召大家坚决执行起义总指挥部的命令，夺取黄安县城，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

当时有群众提出：“那我们打了县城后，还打不打桂花楼和大塘湾？”李先念点点头，说：“桂花楼要打，大塘湾也要打，但他们的根子却在县衙。如果县衙不被推翻的话，那么土豪和劣绅照样豪横霸道。今天我们先将他们的根给挖了，然后再砍树！”

又有人提出疑惑：“那我们还分不分谷？”李先念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分，当然要分！武装夺取县城本来就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将心中的仇恨放在手上的枪尖上，决不能后退一步，要将敌人消灭，为父老乡亲们报仇！”

随着李先念的一声令下，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黄安县城前进。与此同时，参加黄麻起义的3万余人也按照原来制定的计划向黄安县城进发。经过一晚上激烈的战斗，黄安县城的敌人被我军全部消灭，黄安也落入我党领导的工农群众手中。

黄麻起义的胜利创造了大别山地区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先河，在湖北革命史上和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李先念在黄麻起义中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最终成为黄安县高桥区人尽皆知的革命骨干。

1927年12月17日，李先念在韩爽先等人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李先念对着一张用红纸做的党旗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共产党，实行革命，努力工作，牺牲个人，死不叛党！”

1928年年底，工农革命军第7军整合柴山堡根据地周边的游击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徐向前被委派到31师担任副师长，并负责31师的军事指挥。

徐向前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不仅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和政治素养，在练兵方面也很有一套。经过严格的训练和整顿，红31师和之前农村游击队的散漫大不相同，31师也成为柴山堡根据地一支很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

不久后，李先念率领的黄安县高桥区游击队被编入红31师第五大队，李先念先后担任副班长和代理班长。加入共产党后的李先念严格要求自己，处处给手下的人起带头作用，也很快适应了徐向前对部队的要求。

红31师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连续粉碎了鄂、豫两地军阀进犯柴山堡根据地的3次大规模“围剿”。李先念也通过一次次战斗增长了他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的本领，他的军事和领导才能也得到进一步锻炼。

徐向前

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李先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驰骋沙场，并在枪林弹雨中逐渐成长为红31师一名优秀的青年骨干。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给红四方面军发去电报，让他们向西出发，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5月底，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

6月16日，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教堂里会见了红30军政委李先念。尽管这是毛主席和李先念第一次见面，但他们对彼此却丝毫不陌生。

毛主席紧紧地握着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一番后说：“真是名不虚传，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李先念被毛主席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他笑着说：“主席您过奖了。”

紧接着毛主席和李先念又闲聊了不少，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也给主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来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后又转到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11月，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找到李先念，并对他说：“李先念同志，组织决定让你去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时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得到缩编，所以干部们降个一两级也是非常常见的，但此次李先念却从军级干部直接降到营级干部，这在当时可是非常罕见的。

李先念是一位深受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赏识的一位军政委，这样的降职安排很明显是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关。但李先念并没有想那么多，他是那种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于是他当即回答道：“报告，我没有什么意见，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不久后，毛主席得知李先念被降为129师营长的事情，便将他找去，问道：“李先念同志，我听说你要去129师当营长？这是怎么回事？”李先念点点头说：“确实有这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不过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毛主席有些气愤地说：“这也太不公平了，你从一个军级干部直接降到营级干部，这在部队几乎是没有的！”毛主席顿了顿说：“你认识高敬亭这个人吗？”

李先念一听这个名字就笑了，然后说：“我不仅认识他，还和他很熟悉呢！”毛主席点点头，说：“那这样吧，你去他那里当个参谋长怎么样？职务虽然没有之前高，但还算不错。”

就这样，李先念听从毛主席的安排，来到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部当一名参谋长。

1939年6月中旬，李先念率领刚成立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南下，深入敌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的消息传出当天，毛主席当即给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去新的指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切，你们所处的地位不能夺取大城市，但可以趁机扩大地区，夺取中小型城市和交通要道……”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李先念也是忧心忡忡的，他和郑位三、陈少敏等人联名给中央发去电报：“形势突变，我们领导的机关和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再加上地域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我目前全力抢武器、资源，着重为了应付内战。”

紧接着李先念等人又提出几点建议，主要是建议最好能留在边区，这样能整编四到五个旅，应对内战更加有把握。李先念决定坚守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也获得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赞许。

1946年6月，此时中原解放区已经是大军压境。蒋介石认为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到，便命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靖区和武汉行营的第六绥靖区，并按照之前的计划先歼灭李先念部，随后逐个击破。

毛主席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重要决定，指示中原解放军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并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

6月23日，在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的电报后，毛主席当即回复道：“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之后的行动你们自己决定就好，不要再请示了，以免错过最佳时机。最后希望你们能团结一致，获得最终的胜利！”

6月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进行分路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1949年3月，李先念主动放弃兵团司令的职务，请缨回到湖北地方工作，毛主席批准了他的请求。5月中旬，李先念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务。

李先念刚到湖北，就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当地的资本家趁着新政权还没有立稳脚跟，就大量囤积米面、布匹和煤炭，从而抬高物价，造成金融动荡。在这一情况下，李先念当即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成功稳住时常，并打开了湖北工作的新局面。

陈云

1954年5月，党中央决定调一批年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干部到中央担任职务。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向毛主席和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让他担任财政部长这一职务。

毛主席和周恩来经过慎重的思考，最终决定调李先念来北京工作，担任国家财政部的部长。

1954年5月，李先念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当他下车后，见到前来迎接自己的竟然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金明，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看来我这次进京工作，是和财政方面有关系的。”

紧接着，陈云派秘书接李先念到中南海谈话，他一见到对方就说：“中央这次调你进京，想必你能猜到吧？我也不卖关子了，中央决定让你担任国家财政部部长。”

尽管李先念猜到了，但当他真正听到后还是有些震惊的，他说：“我之前经常打仗，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还没有学过经济，恐怕很难胜任财政部长这一职务，还请中央另考虑人选。”

陈云笑着说：“老李啊，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能够胜任。对了，一会小平同志也要找你谈话。”

李先念和陈云谈话结束没多久，邓小平就把他请到了办公室，此时邓小平不仅仅是政务院副总理，身上还兼有财政部部长。他对李先念说：“李先念同志，我之前也没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但你看我不当的好好的吗？什么事都能学。”

李先念解释道：“我之前一直在军队工作，虽然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不了解。这么重要的职务怎能让我一个外行来当呢？还是请中央选更合适的人选吧！”

邓小平摇了摇头，说：“你不要这样说嘛，既然中央作出这一决定，那就代表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好了好了，你就做好上任的准备吧！”

其实李先念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事实，他小的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尽管后来在战争中自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但他的文化水平并不算高。对于经济方面的课程，由于李先念文化水平比较低，因此很多都听不懂。所以当中央提出让他当财政部部长后，他下意识拒绝也是能够理解的。

邓小平

陈云和邓小平都没能改变李先念的想法，无奈之下，毛主席只好亲自出马。

1954年6月1日，李先念受邀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他刚见到主席就提出：“主席，我实在当不了财政部长，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请中央再考虑其他合适的人选。”

毛主席面带微笑，在听完李先念的话后，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财政部长这一职务，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了，让他来干好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李先念的触动很大，这也令李先念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了。他向毛主席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那我就干，还要争取干到最好！”

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邓小平等人的眼光还是非常不错的，李先念在财政部长这一职务上干得十分出色。

李先念不断学习和实践，很快就从外行变成内行，成为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主席曾赞成陈云、薄一波、邓小平和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在授衔前还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说有将军对自己的军衔不满，而向毛主席“告状的”；比如说有的将军觉得自己的军衔太高，而向毛主席提出降衔的。这些大多都是将军本人遇到的问题，而评衔的工作人员也遇到了不少问题。

大家都知道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些到地方工作的干部都不具备授衔资格，但不授予他们军衔的话，又有些不合适，其中就有去地方工作的李先念。

当工作人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毛主席找李先念谈话：“李先念同志，不知道你对军衔有什么看法吗？”李先念知道中央的规定，也不想让毛主席和评衔人员为难，于是主动说：“主席，我什么军衔都可以不要，但只要让我工作，继续为人民服务就行！”

毛主席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说：“先念同志，难为你有这个心啊！”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授衔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李先念的身影。

毛主席和李先念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好不仅仅体现在工作中，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1959，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当时李先念的妻子林佳楣，杨尚奎的妻子水静和曾希圣的妻子余叔常也在庐山，三人经常在一起玩耍，感情非常好。

这天，毛主席遇到了林佳楣等人，刚见到她们就笑着说：“你们三个整天黏在一起，感情真好啊！”还没等林佳楣等人说话，毛主席又说：“你知道你们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吗？”

林佳楣等人听后有些疑惑，毛主席为何会这么问？感情好不就是能玩在一起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于是林佳楣追问道：“主席，那您说说是为什么？”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笑着说：“因为水静是水，余叔常是鱼，鱼和水当然要在一起了。至于林嘛，是两棵树，树没有水浇灌就会枯萎，所以你们三个自然就分不开了。”

林佳楣、水静和余叔常听后哈哈大笑，被毛主席的幽默所折服。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吸烟。解放前，毛主席什么烟都吸，进城后只抽骆驼牌、前门和三五牌香烟。到1959年，毛主席开始吸熊猫、中华，最后换成雪茄。

毛主席的烟瘾很大，一天能吸两到三包烟，尤其是思考工作的时候，烟是一根接着一根。那么毛主席是如何从抽普通的香烟转变成抽雪茄的呢？其实这一切都和李先念有关。

毛主席和李先念

有一天，毛主席召开会议，李先念也参加了。在会议期间，毛主席见李先念拿了一根雪茄，便朝他所在的方向看了看。李先念跟随毛主席那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主席心中所想呢？他当即拿一根雪茄递给毛主席，并笑着说：“主席，抽抽这种不一样的烟。”

毛主席马上伸手将雪茄接过来，点燃吸了一口说：“李先念同志，你有这么好的烟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呢？”李先念笑而不语。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度过暂时的困难，李先念夜不能寐，日夜操劳，他十分牵挂老区的经济建设和老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他说：“是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1960年秋，李先念回到家乡红安县，随即向群众了解真实的生活情况。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请来乡里的干部和群众进行详细了解，当他得知很多百姓都吃不饱饭，有的还得了浮肿病后，心里十分难过。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这年秋天，李先念再次回到家乡，当时家乡还没有通公路，他只能步行10多里回到村里。当他问起乡亲们能吃多少粮、多少油、多少肉的时候，乡亲们的回答令他十分满意。

李先念还对乡亲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当了多大的官，官越大身上的责任越大，不过我们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