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里，高育良最后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最绝的不是他受了多少贿，而是他那套神操作，跟原配吴惠芬老师早就离了婚，俩人还在一个屋檐下演着“模范夫妻”，转头却跟高小凤在香港把结婚证都领了。
这哪是什么“爱情传奇”？这分明是一个精通法律的“人精”，在钢丝绳上跳的一场违法之舞。
他踩着的，不仅是道德的底线，更是把《婚姻法》直接扔在地上，还踩上了一脚。
“离婚不离家”：演给谁看的“夫妻恩爱”大戏？
高育良和吴惠芬，在汉东官场，那是出了名的“神仙眷侣”。
一个省委副书记，一个大学明史教授，在家谈的是历史风云，出门展现的是相敬如宾。
谁能想到，他们卧室早就分开了，结婚证也换成了离婚证。
那他们图什么呢？为什么还要住在一起？
其实，这是演给上面看的，也是演给同僚看的“样板间”。
在高育良那个位置上，家庭稳定是个人素质里至关重要的一个指标。
一个离婚的副书记，在组织考察、在同僚议论、在对手眼里，都是个“不稳定因素”，容易被人做文章。
吴老师这位优雅得体的教授夫人，是高育良权力金字塔上最稳当、最体面的那块“基石”。
有她在，他的形象才是完整的、可靠的、无可挑剔的。
他们的家，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舞台”，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眼神，都可能是在为权力加分。
当然，这也是糊弄社会，欺骗自己的“伦理遮羞布”。
对他们自己而言，尤其是对吴惠芬这样极重脸面的知识女性来说，“离婚”两个字太难听，撕扯起来太难看了。
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高级”说辞：我们这是“理智分手”，“文明处理”，“爱情升华为了亲情和友情”。
听起来特有格调，特有水平。可扒开这层华丽的外衣，里面是什么？
是冰冷的交易，是互相利用的共生。一个需要教授夫人的身份维持体面，一个贪恋书记夫人的光环和随之而来的资源。
家还是那个家，但内核早就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名为“婚姻”的空壳，里面住着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境外结婚”：在法律漏洞里“偷天换日”。
如果说“离婚不离家”是虚伪，那在香港和高小凤秘密结婚，就是赤裸裸的违法试探，是精心设计的钻法律的空子。
高育良不知道重婚是犯罪吗？他太知道了！他是法学教授出身，那他为什么还敢这么做？
因为他玩的是一个“时间差”和“信息差”的游戏。
他赌的是：内地和香港的婚姻登记信息，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即时互通。
他在法律意义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分裂人”，在内地的系统里，他是“离异单身”；在香港的文件上，他是“已婚人士”。
他以为这样，就能在法律的夹缝里，给自己打造一个“安全屋”，既能享受齐人之福，又能规避重婚罪的风险。
这是什么行为？这就像一个最精通交通规则的人，专门去找监控盲区违章。
他不是不懂法，他是太懂了，所以才知道怎么钻空子。
他对法律的所谓“尊重”，完全取决于“会不会被抓到”。
这种态度，比法盲更可恶，因为它充满了知识分子式的狡猾和傲慢。
如果有人质问，他肯定会狡辩：“我在香港结婚是合法的！”
但是他错了，他一边在公开场合，让所有人都认为吴惠芬是他的妻子，享受家庭带来的政治红利；
另一边在私下，又和高小凤以夫妻相称，生儿育女。
这不就是事实上的“两个老婆”吗？
《婚姻法》白纸黑字写着“一夫一妻制”，保护的是唯一、公开、坦诚的夫妻关系。
高育良用两张在不同地方取得的证书，就想把法律精神撕成两半，一半用来装点门面，一半用来满足私欲，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哪有什么“爱情”？全是算计的“陷阱”与“幻觉”。
高育良把自己和高小凤的关系，包装成“灵魂的相遇”，是甩开庸俗婚姻后找到的“真爱”。
其实呢，得了吧，扒开那层看似浪漫的纱布，底下早已千疮百孔。
高小凤是什么人？ 一个原本的渔家女，被赵瑞龙集团选中，当成“秘密武器”培养。
他们发现高育良喜欢明史，就给高小凤恶补《万历十五年》；
发现他自诩文人，就打造出“出淤泥而不染”的柔弱气质。
这套“组合拳”，是专门针对高育良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中年男人的心理空虚“定向研发”的。
高小凤，本质上是一件被精心打磨、用来攻破高育良心理防线的私人订制的“礼物”。
如果她还是原来那个连鞋都穿不起的渔家女，没有价值百万的“知识包装”和“精心设计”，高书记那“高贵的灵魂”，还会与之“共鸣”吗？
高育良又“爱”的是什么？ 他爱的，可能并不是高小凤本人，而是在高小凤身上看到的那个青春焕发、才华被崇拜的自己。
在沉闷的官场和冰冷的家庭之外，一个年轻漂亮、对自己满眼崇拜、还能聊几句历史的女性，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和权力感。
这不是爱情，这是权力催生出的“眩晕效应”。
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知音，实则是落入了人家用“雅贿”铺设的温柔陷阱。
他的“爱情”，从头到尾，都散发着权钱交易的腐臭味。
最大的讽刺：法学教授，亲手解构《婚姻法》。
这才是整件事里，最荒唐、也最可悲的一点。
高育良是什么人？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桃李满天下的法学教授。
他课堂上讲的，是法律的尊严，是社会的契约，是公平正义。
他本应是法律精神最坚定的捍卫者和布道者。
可他自己做了什么？他利用自己超越常人的法律知识，不是去维护法纪，而是去研究如何规避法纪。
他像做学术课题一样，精心设计了一套“离婚、分居、境外、再婚”的复杂方案，试图在法律的边界上，搭建一个满足自己私欲的“法外乐园”。
这是最极致的“知法犯法”，也是最顶级的虚伪。
他的行为，嘲弄的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具体的《婚姻法》了。
他嘲弄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信念，嘲弄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嘲弄的是公众对权力人物理应具备更高道德水准的期待。
当一个社会的精英，一个本该传授规则的人，开始用规则为自己编织谎言，那么他对整个社会诚信基础的破坏，比100个小偷小摸还要严重。
他让老百姓怀疑：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法律原则的人，是不是私下里都有一套自己的“运行规则”？
所有“暗度陈仓”，终将无路可走。
高育良的结局，在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那张香港的结婚证，没有成为他爱情的保鲜膜，反而成了钉死他政治生命的棺材钉。
他以为的“万全之策”，其实漏洞百出，不堪一击。
“离婚不离家，境外再成家”，这套把戏看似高明，实则愚蠢。
高育良最终身败名裂了，可见无论是权力还是知识，一旦被用来给私欲铺路，最终通向的，绝不会是幸福的彼岸，而只能是人生的断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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