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里的空气，如今是冷的。以前那股橘子汽水的甜味儿，像是被人偷走了，再也闻不见。只剩下空荡荡的回响，还有半夜里老鼠跑过去的声音。

人怎么说变就变了？

宗馥莉当家后，很多东西都变了样。她觉得老的生产线太碍事，一挥手就关掉了，把那些活计都给了外头的人做。厂里一下子就空了好多。

老李在仓库干了一辈子，他说，从前这地方半夜都是轰隆隆的，机器不歇，人也不歇。现在到了晚上，安静得吓人，自己的叹气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好多跟了娃哈哈几十年的老人，就这么回家了，手里拿着一点钱，心里空落落的。留下来的，工资也薄了，日子过得紧巴巴，没了以前的奔头。

钱呢？钱去哪了？

香港那边，法院的门正开着，审一件天大的事。宗庆后走了，留下的麻烦却刚开始。三个没怎么露过面的孩子，把宗馥莉告了，说她动了信托里的钱。

那个信托，是二零零三年就定下的，说好了的，给三个孩子，每个人都能有七亿美金。可现在，账被冻住了，里面的钱，据说也不够数了。

从前，施幼珍天天来厂里，不光看活儿，还给大伙儿带饭。她的饭盒里，总是会多放一双筷子，谁都不知道是为啥，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那双多出来的筷子，是给杜建英的。那时候，杜建英还是车间里管着生产线的小头头，跟前跟后，干活卖力。她后来自己也开了大公司。

现在，开会的时候，坐着的都是些不认识的年轻人。他们嘴里说着听不懂的新词，计划着未来的大事。那些熟悉的老面孔，一个也找不到了。

连最早进厂的张阿姨，都说再也找不到施幼珍当年用的那个旧饭盒了。东西没了，人也散了，只剩下些模模糊糊的念想，证明那些年岁不是假的。

杭州这边的账本，更是一笔糊涂账。

明面上，“国有股占着百分之四十六的大头”，可宗馥莉自己手里，也捏着“百分之二十九的股权”。这让杜建英看着报表，除了摇头，也做不了什么。

今麦郎的厂子，倒是热闹起来了。娃哈哈这边停下的活，很多都跑到了他们那里。新来的工人一车一车地拉进去，看着就让人眼热。

宗馥莉和杜建英，两个人怎么就掰了？听人说，是为了二零一八年选代言人的事。一个要换掉旧面孔，找年轻人来撑场面，一个偏要守着老规矩。

两个人，就这么分成了两派。一个要往前冲，冲得越快越好。一个要往后拉，说根基不能忘。一来二去，话不投机，情分也就吵没了。

这些年，施幼珍好像消失了一样，谁也见不着她。但明白人都晓得，她早就把后路都铺好了，铺得严严实实，谁也搬不动。

她当年悄悄弄下的宏胜贸易，还有那个恒枫公司，如今“攥着娃哈哈一半的销售渠道”。这就像人的两条腿，被她牢牢地抓在手里，想往哪走，得看她的脸色。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当年施幼珍特意安排，让女儿宗馥莉的宿舍，就跟杜建英挨着。嘴上说是让她们多处处感情，实际上，这步棋下得有多深，只有她自己懂。

人心到底隔着多远？

杜建英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她想拉着国资进来，把这潭水搅动一下。可谁都知道，施幼珍是宗庆后的老婆，这个名分摆在这，就是一座谁也推不倒的大山。

宏胜和恒枫这两家公司，牢牢地卡住了娃哈哈卖货的路。厂里生产再多的汽水，卖不出去，也只是仓库里的一堆甜水，变不成真金白银。

娃哈哈这些年，人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拨。股权的事，也像一团乱麻，越理越乱。香港法院的锤子，迟迟没有落下，谁输谁赢，还是个没影儿的事。

只有仓库里的老鼠，还在黑暗里等着，等着看这出戏，到底要怎么往下唱。它们不在乎谁当家，只在乎有没有掉下来的饼干渣。

宗馥莉嘴上总说，公司要往前看，不能总惦记着过去。可是，账本上的窟窿，却好像越来越大了。老工人们不懂什么叫创新，他们只觉得心里难受。

那种大家伙儿凑在一起，为了一瓶汽水能卖到更远地方而高兴的日子，再也没有了。那份施幼珍曾经带来的，装在饭盒里的温暖，也变成了冰冷的纸。

施幼珍和杜建英，从一双多出来的筷子开始，到如今隔着千山万水对望着。这二十多年的情分，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真是让人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当初那个小小的作坊，变成了现在这个庞大的家业。房子是大了，可住在里面的人，心却远了。墙缝里藏着的那些矛盾，终于在今天全都冒了出来。

这场风波，不光是在杭州的厂子里闹，还一路闹到了香港。宗庆后留下的钱怎么分，娃哈哈的船以后要开向哪里，都成了一团迷雾。

厂里剩下的老人，看着这一切，嘴上不说，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他们只是默默地干着手里的活，偶尔抬起头，看看天，然后又深深地低下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