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南方医科大学教师因抢救患儿上课迟到被处分的通报引发热议。通报显示：该校教师、主治医师俞莉因在医院抢救患儿导致上课迟到，被认定为教学差错，扣发5月奖金2000元，在全院内通报批评，并取消年度考核评优评选资格。令人费解的是，在通报中，校方明明清楚当事教师面临的特殊情况，且明确认定其迟到“未造成不良影响”，却对其做出了较为严厉的处罚。

对此，包括不少实名认证的医务工作者在内，许多网民都认为校方处罚明显不当，忽略了当事教师优先抢救病人的正当性，令救死扶伤者寒心。一时间，社交媒体上处处都能听到同情、声援俞莉老师的声音。6月17日，南方医科大学回应称：“目前各级领导们还在开会商讨，最终南方医科大学应该会有个定论，但肯定会（对事件作出）解释。”在等待事件最终结果的同时，我们不妨探讨并思考：当一名医务工作者身兼医生与教师两重身份时，其诊疗与教学职责应当如何平衡？学校与医院作为主管部门，又应以怎样的规范和原则，对其作出正确的引导？

在医学界，教学与临床密不可分，一名医务工作者同时担任高校教师与一线医生，是一种常态。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时会遇到两重身份、两份职责间的碰撞和冲突。单就重要性而言，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都有不可取代的社会意义，很难说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重要，身处天平中心的医务工作者，必须以同样的心力对待两者，不可擅行偏废。但是，在不同的实践情景中，这两项使命却可能存在重大与否、紧急与否的区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作出最负责任的判断。

以这次事件中俞莉老师面对的情况为例，当时，她既有责任准时开班上课，又突然遇到患儿病情恶化的情况。这时，不论是为了抢救患儿上课迟到，还是为了准时上课抛下患儿，都必然要牺牲两项职责的其中一端。在分身乏术、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俞莉老师以面临死亡风险的患儿为重，先施行完抢救再去上课，既是情急之下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在内心比较、衡量两项职责紧要程度后的结果。毕竟，从常识上判断，一边是每周固定的课程，另一边是攸关生死的抢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哪一边更需要争分夺秒。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医务工作者，大概率都会做出和俞莉老师相仿的选择。

不可否认，俞莉老师上课迟到，确实对学生造成了一定影响；学校依照相关规定，按“教学差错”对其予以处罚，也算有规可依。但是，规则是用来指导行为的，应当惩罚那些做了错事的人。如果当事人在特定场景下，已经作出了“最不坏的选择”，规则依然要对其作出处罚，其便失去了指导行为的意义，成了机械、僵化的教条。

俗话说“法不外乎人情”，即便是更加严肃的法律，也会综合考虑当事人面临的具体处境，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善意取得等情况，给予刑事或民事责任的豁免。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同样应当考虑特殊情况，对情有可原的师生给予必要的宽容。事实上，《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教学事故（差错）审定及处理办法》本来就设置了例外条款，明文规定“如因特殊情况发生教学事故（差错），则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因此，校方并不能仅用“照章办事”解释对俞莉老师的处分，而有必要说清是基于何种考虑，才决定对俞莉老师进行处罚。校方既然已经运用自由裁量权，将“教学事故”降格为“教学差错”，又为何不能考虑到抢救患者的紧急性，作出更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处理，而是一定要让当事人为其救人行为付出代价？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涉事学校回答，也值得更多制定规则、执行规则的人认真思考。

有人或许担忧：如果这次给抢救患者迟到的老师开了免于处罚的“口子”，之后会不会有其他人钻规则的“空子”，推卸教学事故之责？对此，只要高校遵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处事原则，对每一起涉及特殊情况的案例，都作出公开处理，在校师生与社会舆论自然会展开监督，得出公论。真正的公正，不是以教条主义对待规则，毫不考虑具体情况，更不是对不同的情况一概而论“和稀泥”，而是力求使每一个案例都经得起规则逻辑与世道人心的考验。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