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大明律》明朝的法律明令禁止娼妓业，因为明太祖下令禁止官吏嫖娼，违者重罚，妓院只针对商人和市井之人开放。官员可以三妻四妾，但不能狎妓；妓院只能针对商贾和市井，官吏却不能去享乐，但实际上官员们却频繁出入青楼，甚至将妓女接回家中长期相伴。这显露出明朝政治环境的复杂与，以及官场风气的败坏。而颇为搞笑的是，在明朝时期，娼妓业尤其在江南地区十分发达，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讥讽。
朱元璋最初为了打击“嫖妓”的歪风，钦点太子朱标负责，朱标不愿踏足勾栏瓦舍，命手下去操办，可每次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妓院总有高官通风报信，有一次居然发现燕王也去玩，到后来也就是彻底放弃了，但律法始终存在和有效，因此就有人以此攻击政敌。
大明弘治九年，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弘治皇帝的办公室。
26岁的皇帝正在浏览司礼监提交上来的内阁奏报，弘治皇帝算是好脾气了，当看到由刑部转来奏本的时候，也是气得要死，这是拿皇帝当枪使啊，事情还得从一个八品武官说起。
吴能不过是京师锦衣卫当一个小旗官的正八品武官，家有一子叫吴政，有一女小名叫满仓儿，有道是人如其名，吴能升不上官很大程度上和他名字有关，由于薪俸微薄，导致吴能穷困潦倒家徒四壁。到最后穷得连女儿满仓儿都嫁不出去。当时结婚讲究门当户对（现在也一样），有钱有势力的高级武将人家是不会和低级武官结亲的，而文官更是看不锦衣卫。
有道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女儿嫁不到高门大户，吴能也不想把女儿许配给普通人家，在这种情况下，吴能居然背着媳妇聂氏通过贩卖人口的牙婆，想卖掉女儿换点银子补贴家用。
牙婆张老太经过仔细的市场调查，就把满仓儿卖给了乐户张继，而后又忽悠吴能说：“我老婆子把你女儿卖给了皇亲周彧家，比在你家享福啊！”乐户是以音乐歌舞专业活动为业的贱民。他们部分来源于罪犯的家属，也有部分原为良人，因为生活贫困被父母贩卖。吴能得知情况之后十分欣喜。
可过了几天，张继又把满仓儿转手又卖给了乐户袁璘。袁璘买了满仓儿后，发现她嗓音不错，很有天赋和开发价值。于是这位曾经的乐坛头牌教父亲自调教，几年下来，满仓儿吹拉弹唱无一不精，随后满仓儿就成为青楼头牌大明星，靠着满仓儿，袁璘赚了个盆满钵满。
不久，吴能去世了，他的老婆聂氏后悔卖了女儿满仓儿，于是领着儿子吴政到处去寻找女儿。某天，聂氏偶然发现女儿满仓儿跟着乐工出入娼楼，随即大喊女儿的名字。可满仓儿埋怨父母把自己卖给了人贩子，看见母亲心里堵气，装作不认识，死活不肯相认。
聂氏对此十分很伤心，情急之下，命儿子吴政强行拉走了女儿。这下袁璘可不干了，要知道满仓儿可是他的“摇钱树”，如今手里的头牌明星被带走后，袁璘可就不干了，于是辗转找到吴家，说愿意出一笔银子，再把满仓儿给赎回来。可聂氏母子死活不肯答应。
在这种情况下，袁璘只能去官府报了案。可他没有去顺天府，反而越级上告，直接去了大明最高司法衙门刑部大堂。当日刑部值班堂官刑部郎中丁哲接了案子，经过一番调查，得知满仓儿确实是聂氏的亲生女儿，经过人贩子多次转手，才到了袁璘手里。丁哲对袁璘纠缠人家女儿极为愤恨，于是就命人打了袁璘数十大板，轰出大堂。
也许打的有些重了，或者说岁数大了，袁璘受刑不过，回家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这下袁家家属不干了，就去刑部衙门上访，由于闹出人命，刑部郎中丁哲只好避嫌回避，改由御史陈玉、刑部主事孔琦等前往袁家调查，仵作勘验了尸体，认定为受刑不过自然死亡，于是命袁家自己殓葬，同时判处满仓儿还是归属吴家。事情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不想意外发生了。
东厂宦官杨鹏有个侄子叫杨嘉，满仓儿在妓院卖唱时二人成为老相好，现在由于满仓儿从良，两人再也不能那啥了吗，可问题是，杨嘉对满仓儿动了真情，在得知有关情况之后，就去怂恿袁璘的妻子去东厂告状，想要乘机带回满仓儿。
为稳妥起见，杨嘉又威逼当时满仓儿同伴张氏，让其谎称是满仓儿的姐姐，同时又找到满仓儿，叮嘱她如何如何串供。一切准备就绪后，袁璘妻子去东厂喊冤，宦官杨鹏将涉案诸当事人抓来，装模作样地“审问调查”。
经审问之后，杨鹏判断的结果是：满仓儿是张老太的妹妹，小时候就被卖给了皇亲周彧（弘治皇帝他爹明宪宗生母周太后的弟弟）家，袁璘并没有买她。而刑部郎中丁哲无故殴袁璘致死，论罪当斩。
杨鹏将自己所谓的审案结论上报给弘治皇帝，至此，这个普通的嫖妓民间纠纷案瞬间逆转为皇家大案。弘治皇帝认为案子涉及皇亲，事关重大，于是诏命锦衣卫镇抚司官员重新审理。锦衣卫镇抚司和东厂一个鼻孔出气，对刑部官员无比仇恨，于是假装审讯一番，得出和东厂太监杨鹏同样的结论。面对锦衣卫的报告弘治皇帝还是不信，于是再次诏命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官员与锦衣卫官员联合会审。
这一次，三法司官员直接去了周彧家中寻找所谓的“满仓儿”。对此，周彧自然是一脸懵逼，自然是矢口否认，说自己根本没有买张老太的妹子“满仓儿”。大理寺将报告呈送给宫里，弘治皇帝看到报告之后大感疑惑，到底谁说的对，于是诏命抚部科道多名官员联合审讯。
到最后张老太、满仓儿熬不住酷刑折磨，先后招供说出实情。于是群臣集中在一起议论这个案子，有人提出：丁哲是锦衣卫和东厂要搞的人，我们要是保住了他，东厂和锦衣卫一定饶不了我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锦衣卫和东厂还是少招惹为妙。
于是三法司宣判丁哲草菅人命，应当处以免官流放的惩处，满仓儿及其母亲聂氏判处杖责。满朝文武明知道这么处理不公正，却无人敢出来说话，就当葫芦案来判，但这个时候，有一人看不下去了，就是刑部典吏徐珪，这也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当初审案，判案都没有他，但在听说此案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了奏疏：
“丁哲审案公正，而杨鹏的侄子和满仓儿通奸，挟私报复，有意将丁哲陷害致死。而官员畏惧东厂与锦衣卫，却无人敢说明真相。满仓儿诬陷自己的生身之母，罪该万死，而仅仅被判处杖责。丁哲无罪而遭诬陷，判处流放。臣恳请陛下取消东厂，诛杀杨鹏叔侄，将镇抚司官吏革去官职，永不叙用。丁哲官升一级，如此则民心稳定，天下太平矣！”
徐珪的奏疏得到了王爵、孔琦、陈玉等三十多个官员的支持。可弘治皇帝看过徐珪的奏疏，觉得他的言辞狂妄荒诞，再说你没有介入案件，有什么资格干预案件，于是一怒之下将徐珪发配边地服劳役。还将王爵、孔琦、陈玉等三十多个官员全部革职。
被徐珪这么一闹，这个小案子竟然拖了三个月之久。弘治皇帝也觉得此事有损皇家颜面，亲自断案，最终，判处丁哲削职为民，并为袁璘出一笔五十两银子丧葬费。满仓儿被送到浣衣局为奴，其他涉案官员分别作了罚俸、免官、流放等处理。
一个多月之后，刑部主事陈凤梧向皇上进言，请求为徐珪等官员洗刷冤情。弘治皇帝准奏，诏命授予徐珪正八品官衔，出任浙江桐乡县丞。王爵、孔琦、陈玉等三十多个受到牵连的官员也全部官复原职，此案至此算是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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