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概念来源于 1923 年 7 月签订的《洛桑条约》，该条约对希腊人的地位即权利作出了界定和保护，被许多人看作是耳其少数民族权利方面的官方政策。

在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官方延续奥斯曼时期的米勒特的划分原则，仅承认希腊人、亚美尼亚和犹太人为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因为在土耳其的民族认同观念中，所有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民族，都是土耳其人，并不算作少数民族。

因此除获得承认的三个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外，土耳其官方并不承认其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得不到国家认可，也不能享受少数民族待遇。

奥斯曼希腊人在动荡的政局和战争中经历着宗教歧视、人口迫害以及不平等待遇，到了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即使有来自于《洛桑条约》的保护，他们的处境并没有比奥斯曼时期好。

在凯末尔主义的作用下，《洛桑条约》中关于希腊人的的权利条款一直未能得到践行。可以说，当下土耳其希腊人的所有问题都与政府长期以来对《洛桑条约》的限制性解释和忽视有关，进而导致希腊人问题继续在共和国内升级，宗教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依然存在，侵权行为也不断发生。

不但没有履行《洛桑条约》中的保护条款，历届政府的执政过程中甚至实行相反的措施导致境内的希腊人口进一步减少。

从 1914 年奥斯曼时期的 1549000 人，下降到2005 年的 3000 人左右。一位中年希腊男子于 1991 年 10 月在伊斯布尔对赫尔辛基观察组织说:“土耳其的希腊人正在消亡，这不是自然的消亡。”

出现这种情况与土耳其长期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极其相关的，希腊人常被视为“局外人”，在凯末尔主义、同化政策、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多重影响下，新土耳其的建立并改变他们的处境，还将其生命安全置于险境之中。

土耳其民族认同下的侵权行径

早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原本基于宗教的民族认同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有的认同模式逐渐被摧毁，“土耳其特性’渐渐成为少数民族具有合法公民身份的重要条件，为了让少数民族获得“土耳其性”或建构更同质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土耳其化’政策逐渐被广泛使用。”

到了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凯末尔声称所有生活在土耳其的公民都是土耳其人，规定“土耳其共和国内的所有居民，不分种族或宗教一律视为土耳其公民”。

对民族差异的否认，加剧了民族矛盾的产生，采取同化政策来对待希腊人和其他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是为了构建一个同质化的土耳其国家，这使得土耳其希腊人处境持续恶化。

为了解决希腊与土耳其持续的的民族冲突，也为了使凯末尔民族国家的观念得到强化，凯末尔除决定与希腊进行人口互换外，还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以进步实现土耳其民族同质化。

在凯末尔创建的共和人民党执政的一党制时期，发起了“同胞们，说土耳其话”的运动，颁布《姓名法》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民族的名字。凯末尔主义影响下的同化政策，使得希腊人基本权利不断受到侵犯，如教育、宗教自由和财产自由等。

在教育方面，希腊儿童不得学习希腊历史;在本学年开学之前，本来应该教给孩子希腊语，英语，音乐，体育和艺术的希腊老师不允许到达土耳其;希腊语教科书陈旧且过时;不允许学生在公共场合说希腊语:希腊社区无法控制教师的聘用或分配教科书的使用:关闭了希腊人的神学教育机构。"

在宗教方面，不仅不允许希腊人建造新的礼堂，就连宗教礼拜活动也常常受到限制，包括教区和基督新教的宣教活动，一直被看作是对土耳其同化政策的威胁。

在财产方面，1935 年《基金会法》，将希腊人基金会置于土耳其宗教基金会总局的管理下，从而使希腊人丧失了自主管理基金会财产的权利，更是为土耳其政府没收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基金会的财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色佛尔综合征下的歧视与排外

《色佛尔条约》使得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这段耻辱的经历被视为是土耳其历史上的至暗时刻，随后发展成了土耳其的色佛尔综合征 (Svres Syndrome)意即土耳其成天担心国家领土与主权有被分裂的危险。

而后演变成为色佛尔偏狂(Sevres paranoia)，这或多或少造成了国内排外情绪的产生。在当代的少数民族政策里，即使有加入欧盟的强烈诉求，在面对欧盟提出的要改革少数民族权利时，土耳其政府仅只愿有些细微的让步，一方面出于对欧洲列强曾经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担心让步过多，会赋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文化权，恐会增加库尔德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的分离意识。

土耳其色佛尔综合征使得政府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一直持有戒心这便造就了一些列排他性政策的实施，使得希腊人长期以来都处于歧视之中。在1941年，根据称为“二十个阶级的征兵” (conscription of the twenty classes)政策中，土耳其希腊人被迫进入劳教所，在恶劣的条件下修建道路和机场。

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的高涨，也一度威胁着土耳其希腊人的生命安全，加速着土耳其共和国的移民速度，有学者强调，“排外政策是导致土耳其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1955 年9月6日至7日，随着塞浦路斯危机的爆发，土耳其军方的战术动员小组在伊斯坦布尔策划了一场反希腊人的迫害行动，约有 10一30 多名希腊人死在了这次的殴打和纵火中。

这次事件不仅仅使希腊人受到了伤害，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也被牵连进来，暴民们除了针对希腊人的商业店铺和财产发起攻击外，还冲着希腊东正教会的宗教设备而来，破坏、烧坏和摧坏了 73 间教堂、23 所学校，8个洗礼台以及 3 所修道院。

库尤库 (Kuyucu) 认为，这一事件证明希腊人在土耳其是不平等的，土耳其政府甚至没有为被抢劫的商店和受到影响的希腊人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

来自土耳其政府的迫害行为，极大地加速了希腊人从土耳其移民的速度，仅就伊斯坦布尔的统计数据来看，在 1955 年至 1960 年期间，希腊人口就从当初的 65108 人减少到了49081 人。

在1963一1964 塞浦路斯危机之后，约有 1万名伊斯坦布尔希腊人被耳其政府驱逐出境，时任土耳其总理的伊斯麦特·伊诺努(Mustafa ismetinoni)宣布废除 1930 年的《希腊一土耳其友好条约》，并对希腊少数民族采取行动。

土耳其严格执行了一项长期被忽视的法律，禁止希腊公民从事 30 种职业和行业，规定希腊人不能成为医生、护士、建筑师、鞋匠、裁缝、厨师和向导等。在这项法律颁布后，许多希腊人不得不放弃了他们一直以来从事的工作。

另外，土耳其政府下令关闭了许多属希腊人所有的商店，使许多希腊家庭陷入到贫困之中。为了更密切地观察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活动，土耳其政府于 1962 年密成立了少数民族高级理事会。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由于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大陆架等一系列问题，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变得极不友好和富有敌意。

一位研究希腊和土耳其双边关系的著名学者称之为典型的“对抗性关系”和“持久的冲突”，类似于 1945 年以前德国和法国、日本和中国、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

希土矛盾和双边关系的紧张使得两国的少数民族生存处境受到了很大影响，生活在希腊的土耳其人和生活在土耳其的希腊人，都受到了来自各自生活国家的主体民族不同程度的歧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在 20世纪 80 和 90 年代，直至 1999 年 12 月， 赫尔辛基峰会宣布土耳其加人欧盟，具有候选资格后，土耳其才开始了对包含希腊人在内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进程，并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有所加强。

在正发党时期，土耳其希腊人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政府对有关问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综上，土耳其希腊人问题显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质，但是，无论是在哪个时期这一问题都是极为复杂及严峻的，并且，相关主体也针对各个时期的土耳其希腊人问题的特定性而采取了特定的解决办法。这一点，在正义与发展党时期显得较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