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9日，骆宾基从九龙寓所返回玛丽医院时，门口已经站着持枪的卫兵，上面则挂着日本陆军医院的牌子，几番打听，才知道院里的患者都被赶到了圣士提反中学的临时救护站，赶忙飞奔过去。
救护站里，萧红一人卧在行军床上，在一声呻吟后，嘴角咳出一口痰来，骆宾基忙去擦拭，忽听得她喉咙里的痰在呼噜乱响，手也伸向空中乱抓，渐渐地没有生息。
1月22日的下午，萧红彻底告别了人世，这一年，她才31岁。临死之前，她除了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不甘，不甘”外，陪伴他到最后的骆宾基回忆，萧红在昏迷苏醒后，曾喃喃说到：
“要是萧军知道我这样，一定会来救我。”
彼时的她，已和萧军分开了近四年，而现任丈夫端木蕻良正坐在她的身边。
果然，在萧红的潜意识里，萧军才是能拯救她于水火之中的第一人选。
她与萧军的相遇，就是从“拯救”开始的。
1931年10月，逃出家庭后的萧红，无路可走，主动找到当日她逃婚的对象汪恩甲，两人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同居起来。两个月后，汪恩甲身上的钱也用之殆尽。
汪恩甲的父亲，在哈尔滨小有名气，所以老板不仅让他们赊账，还借钱给他们零用。
1932年6月，汪恩甲收到汪家托人捎来的话后，离开了旅馆，声称回家取钱。谁知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他的身后，是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萧红，还有高达600块大洋的旅费。
旅馆开始对萧红进行威胁，扬言如果弄不来钱，就把她卖给妓院，作为旁观者，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威胁实在是怪谈，哪个妓院会收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
然而当事人萧红却被吓到了，绝望无助之中，她给《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写了一封求救信，主编裴馨园收到信后，于7月11日带着几个小伙伴去看望了她，而回来后大家又一筹莫展，高昂的旅费，于大伙都是天文数字，这一次探望，没有萧军。
得不到回应的萧红，次日又给裴馨园打了电话，彼时的萧红，已经濒临崩溃，为了让她镇定下来，裴馨园只能让萧军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和几本书前往安抚，谁知这一去，两人就撞出了火花。
初次见面后分别，两人就有了深长的拥吻。次日再见，便已是幽会，多年后萧军回忆当时的情形，仍觉得匪夷所思：
“天啦！我们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间，什么全有了。在他们那认为是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我们全有了，轻快而又敏捷，加倍的做过了，并且他们所不能做，不敢做，所不想的，也全被我们做.....做了....”
据萧军回忆，当初在旅馆无意看到萧红写下的一首小诗后，“感觉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
可是，如何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萧军也毫无头绪，要知道第一天探望萧红，他将身上的五角钱给了她后，自己也身无分文了。
幸而，天公作美，在连续两个多月的阴雨后，松花江决堤，大水冲走了许多不幸的人，旅馆老板与大多数旅客都外出逃命，萧红也因此获救。
两人开始同居生活，虽然穷得捉襟见肘，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甜蜜地恋爱，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也开始文学创作。不久，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是一个女婴，几天后，他们将女婴送给人。两人继续他们未完成的恋爱。
此后几年，便是辗转青岛与上海，并结识了一堆有志青年，在上海，更是与鲁迅过从甚密，而在萧红名声日渐响亮的同时，萧军也同时与几位女士产生了情感纠葛，最后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下，她东渡日本，试图给自己一个冷静的时间。
谁料次年再回国，鲁迅已驾鹤西去，而她与萧军的感情并没有因此有任何改善。上海抗战爆发后，他们撤到了武汉。也是在这里，端木蕻良走进了萧红的世界。
1938年初，萧军投笔从戎，赴往延安，而萧红却想去重庆，去香港。彼时的萧军，还以为萧红会跟上自己，同年3月14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还说道：“我于3月20到延安……待萧红到此，再作行止”。
只是，萧红厌倦了颠沛流离，而端木的赞美和吹捧则让她感到满足，所以，她没有去延安，而是走进了端木的房间。
这年5月，怀着孕的她与端木在武汉举行了婚礼，此后，二萧各奔前程。
彼时的萧红，哪里会料到四年后，自己会在香港陷入绝境？更不会想到，临死之前，萧军会再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不过，如果你以为这是萧红深爱萧军的表现，那就错了。
1997年，萧红去世55年后，端木蕻良的后妻钟耀群在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丈夫和前妻萧红的新婚之夜，而这些描述一定程度暴露了萧红和萧军恋爱的动机。
在钟的回忆录《端木与萧红》中，两位新人洗完澡躺在床后，端木就犯愁了，27岁的端木，此前未曾经历过女人，而在他的挂念中，女子怀孕是不能与男子睡觉的，便喃喃地跟萧红说了这个想法，并问萧红是否知道这样的“古训”，谁料萧红的反应却让他错愕：
没想到萧红听他说完，更加紧紧地搂着他、亲他，庆幸地说:“我可遇到一个懂礼的人了，我的亲人！我的兄弟.....”说着说着，不由地又哭了起来。
端木惶恐了，忙搂紧说:“说得好好的，高高兴兴的，怎么又哭了呢？亲爱的！”
萧红抽咽着说：“我想起在哈尔滨快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端木堵着她的嘴说：“别想了，别想了，过去的事想它干什么？挑愉快的想，想我们今后怎么好好生活，好好写东西！”
钟耀群与端木
当初萧红早产一个月，是否与萧军的不体贴有关，这还是次要的。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初萧红一个临盆的孕妇，在与萧军进行“爱的历程上不可或缺的隆典”时，是不情愿的，心中有隐痛的。而萧红为何要如此为难自己？说到底，不就因为将萧军视为救命的稻草，以此献媚讨好吗。
所以，萧红恋爱的动机，最先是考虑自己，萧军能保护自己，所以她紧抓着他不放，当发现萧军粗暴刚硬时，她又嫌他不懂得怜香惜玉，而投向了会吹捧她的端木的怀抱。最后在香港陷入绝境，又责怪端木不会顶事了，怀念起萧军来。
看到这里，你也知道了，文艺女青年萧红，是真的够作，够自私，够任性。而这一切坏毛病，全拜一个人所赐——她的祖父。
萧红的一生，都在怀念自己的祖父，以致后来人说鲁迅像她的父亲，她马上回应：“不，是像祖父”。似乎整一个张家，除了祖父，所有人都是冷漠的，祖父教她念诗，祖父与她玩耍，祖父在她被禁止读书时，为她撑腰。
然而，如今再回头细看才发现，这位祖父对孙女所谓的爱，是无底线的纵容和溺爱。
萧红与母亲
据萧红自己回忆，6岁那年，她想要换一个大皮球，可是祖父祖母以旧皮球没有漏气，想拖延几天再买，萧红怄了几天气，某一天自己跑到街上去了。
可是呢，住在两千平米大宅院里的萧红，根本没出过院门，哪里分得清东西南北？一出去就迷路了，幸亏遇见一个好心的车夫，在问了她父亲的名字后，拉她回家。她第一次坐这样的马车，感到异常新鲜，就蹲在座位下面。
彼时，张家因不见了孩子慌翻了天，马车停在红色的大门楼时，萧红重心不稳，自己滚了下来，萧红祖父见之，将车夫狠狠打了一顿，一分钱也没有给，一句感谢都没有。萧红问为什么要打车夫时，她祖父道：
“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
萧红长到七八岁时，仍旧淘气得过分，比男孩更甚。她会一边往梯子上面爬，一边往下拉屎，然后大喊祖父来看：“爷爷，爷爷，我下蛋了！”，她跳墙，爬树，甚至用手故意去戳家里的窗户纸……这一切一切，她的祖父都没有任何训诫之语，反而是满脸宠溺地笑着。
正是如此祖父，才有如此任性的萧红。以致后来任性到不听端木和骆宾基的劝阻，执意签下手术同意书，命丧庸医手中。
逃出张家后的萧红，对张家唯一的留恋就是她的祖父，而在1940年，萧红抵达她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香港后，她写下了《呼兰河传》，深深地怀念了自己的祖父。
“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
心里很恐惧。
祖父一听就笑了:
“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
祖父说完了，看我还是不很高兴，他又赶快说:
“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快再念一首诗吧！念春眠不觉.....
似乎是谶语似的，萧红不仅离家了，而且都没能再回去，最后大好年华客死异乡。也似乎是有所预感，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放下了仇恨，皈依了童年生活，她用一支游走的笔，对故土进行了深深的眷念，多年紧闭的心门一旦打开，倾泻而出的情感要更加厚重，更加深沉。
萧红故居
天空永远混沌的呼兰城，精神麻木而愚昧的乡亲，被婆婆用开水烫死的小团圆媳妇，成为众人饭后谈资的王大姑娘，庸碌一生的有二伯……无不让她悲悯，一直对“家乡”一词耿耿于怀的萧红，在生命旅程的尽头，心灵深处突然被某种东西唤醒，重新咀嚼童年的悲欢，写下了一曲悦耳的“故乡咏叹调”。
她笔下的后花园，是自由而清新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故乡的火烧云，是那么的充满童趣：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
《呼兰河传》插图
而在回忆起人们迷信的场景，却又那么的苍凉：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朴实无华的文字，恰巧更能冲击人的灵魂，茅盾在看到这部作品后，惊为天人，称其最为诱人的地方，是：“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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