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反击战的战前论证阶段,开国大将粟裕,在军事层面曾经持有保留意见。国内外形势变化,惩戒越南当局是必要的,粟裕跟中央的意见一致;但老将军态度谨慎,指出开战有风险。粟裕并非担心打不赢越军,而是对北方强邻苏联保持着高度戒备。那几年越南敢如此嚣张、频频在边境寻衅,和苏联的军事支持及挑唆有直接关系,若反击战真打成了“南北两线作战”,那我军就非常不利了。

当时跟粟裕看法相似的,还有徐向前、叶剑英二位元帅,他们无不是经验丰富的军队元勋人物。但在综合权衡下,1979年2月反击作战最终打响,毕竟所有的战争,或多或少都带有军事博弈的成分,不会因为战前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就做出妥协的决策。为了防止苏联趁机出兵,军委在陈云等领导人的提议下,提出了“惩戒性战争”的概念,指出这场反击战要速战速决,达到目的便及时撤兵。我国决定开战后,粟裕无条件支持中央,并且和老帅徐向前一起,在北京总部参谋、把控战事的整体推进情况。粟裕此时年龄较大,已经不太适合直接去前线带兵,但他的经验和智谋,一样能够在后方起到重要作用。

所谓“惩戒性战争”,理念很正确,但难免有同志把握不准,出现了瞻前顾后的情况。我军分东西两线推进之际,一度有人提出“尽快收兵”,不要推进过深以免苏联插手。他们的提议看似有道理,毕竟中央军委决定出兵时,定的调子也是有限的“惩戒性战争”:震慑越南当局即达到战争目的,并非要占领其首都河内或大片国土。那惩戒性战争究竟要打到什么程度?有人心里犯嘀咕,非常忌惮北方的苏联威胁,以至于时时想着撤军。此时对越作战刚开始没有几天,若我方草草撤军,根本达不成军委的目的。“惩戒”便成了空话,甚至可能让越南当局更加放肆,以为我国只是做做样子。

在关键时刻,粟裕大将及时止住了这种论调,他对大家讲:既然开战了,就必须要打到谅山。这个时候撤回来,不光损伤部队士气,也失去了反击战的意义!他知道有些同志是担心苏联从北方出兵,跟越军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后果不堪设想。粟裕进一步分析道: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规模庞大,他们要向南推进,需要提前两周动员和集结;但从苏联的准备及活动情况看,事到如今已经很难完成了!我们完全可以打下战略要地谅山,再有序撤军。

原来,深谙用兵之道的粟裕大将,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相关情报,包括北方边境的变化情况。粟裕的意思是,苏联若想动手、敢动手,则应早早开始动员工作,如今中苏边境毫无变化,可见苏联只是在怂恿和利用越南当局,而不愿直接插手这场战争。苏联当年虽是超级大国,东方却不是争霸的重点,投入巨大财力和兵力跟中国直接交锋,对苏联而言是得不偿失的。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就是以用兵大胆、神鬼莫测著称,打出的名局无数。到了晚年,他的军事韬略已入化境,综合分析后他准确推断:苏联短时间内不会直接出兵参与战事,我军可以打得更从容、果敢一些。

而一旦解放军打下越南北部重地谅山,越军从此无险可守,从地理和士气因素来看,双方胜负已分。关键时刻粟裕稳定军心,对于战争进程起到了有利的推动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军历时一个月,确实是攻克谅山之后才结束反击战,并且有针对性地摧毁了越南北部工业设施、基本清除威胁。在这个过程中,越南当局多次向苏联“求助”,但苏方只是口头声援,根本没有采取实质动作,对于南方的“小弟”爱莫能助。

这样一来,反击战的目的圆满达成了。可话说回来,粟裕的前后态度,不矛盾吗?毕竟在战前,他对开战事宜可是相对“保守”的。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反而体现出老将军的带兵特点:注重战场实际和调查,不畏首畏尾。战前没有人能确保苏联是否干预,所以无论博弈还是谨慎,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战端一开,就需要粟裕这样的坚定态度和“大心脏”,保障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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