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的一天，南京汉府街五十一号院来了一群客人，听口音似乎来自五湖四海。这些客人的来头可是不小，有前清的皇帝、王爷，有原国民党的司令军长，再不济也曾在军统当过少将级的特务。这些人在全国政协的组织下，到江南参观，被人称为“帝王将相参观团”，而这座房子的主人，则是原国民党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

邱行湘家的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听毛主席的话”，下联是“跟共产党走”，横批“真理在握”。从对联红纸的颜色跟墨迹来看，似乎是新贴上去不久。但其实，这副对联在邱行湘的门框上已经三年多了。

那是在1960年底，原国民党中将陈金城获特赦后，回到南京城，跟前一年获特赦的邱行湘做了邻居。陈金城谈及罗瑞卿接见第二批获特赦人员时说了一句名言，“你们连死都不怕，怕真理”。第二天，邱行湘便撕下了贴在门上的“喜”字，换上了这副对联。因为红纸褪色的缘故，邱行湘在接下来三年里重写了几次，但是丝毫没有改动先前的文字和字体，以至于谁也注意不到。

邱行湘

这样一副对联，却引起了前来做客的沈醉的注意。沈醉是原国民党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跟邱行湘一样擅于书法，不同的是，邱行湘工于魏碑，沈醉则专攻板桥体。沈醉看到邱行湘门框上的对联，想起自己昔日“墨宝”遍布人来客往的店堂之壁，当年常常为此春风得意。可是当他获特赦后，却从一位当年的酒家老板口中得知，过去那些争相请他题字的商家，都是为了防止警察特务惹是生非。由此，沈醉感叹：“行湘兄现在是‘真理在握’，我那时却是‘权力在手’啊！”

沈醉的话让满座高朋感慨非常，也让邱行湘陷入沉默，他邱老虎当年，又何尝不是“权力在手”呢？

邱行湘自黄埔五期毕业，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不仅在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说要无限效忠蒋介石，还在生活细节中极尽模仿。他滴酒不沾，留着光头，不苟言笑，甚至做了两件跟蒋介石一模一样的黑色大氅。久而久之，人们便送他一个贴切的外号——“小蒋介石”。邱行湘的举止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欣赏，35岁成了将军，1946年在东北四平战役中曾显露身手，被蒋介石誉为“邱老虎”。

1947年，蒋介石视为军事重镇的洛阳告急，驻防洛阳的206师师长肖劲无能，邱行湘临危受命，被任命为206师师长，赶赴洛阳备战。1948年3月洛阳之战，邱行湘的部队被全歼。当南京方面准备为他“壮烈成仁”举行追悼会时，他却在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下，被送到解放区学习改造去了。

蒋介石知道洛阳“失守”时，邱行湘已经阵亡，并派人到溧阳邱的老家去搜集“遗物”，怎么还活着呢？事实是洛阳之战打响后，邱行湘率部顽抗，临到全军覆没仍不投降，最后在战壕里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绝望地说：“校长，学生愧对你了。”正要扣动扳机时，他的部下抢过了手枪，有人就此传出了邱行湘“阵亡”的消息。

其实，像邱行湘这样在战败时试图举枪自杀，最后被部下抢下枪的，在国民党将领中不在少数。而被蒋介石宣布“阵亡”而举行招待会的，邱行湘也不是个例。总之，邱行湘没有“殉职”，而是随着206师的几千名战俘，在解放军的押解下，浩浩荡荡地向西北开去。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邱行湘先后辗转长治、武安、孟津等地，进行战俘的集中学习。

邱行湘对学习改造，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学习时，他不是闭目养神，就是发牢骚。与狱友稍有不合，就动粗打架。当时全国还没解放，生活很艰苦解放军为了照顾战犯的生活，特意搞来一批罐头，邱行湘不识好歹，带头鼓动罢吃还说：“要杀就杀．还吃什么。”通过学习，大家的认识都得到了提高，可邱行湘还是顽固不化，开口“委员长”，闭口“陈总长”。别人骂蒋介石，他却握紧了拳头怒目相向……他还指望“委员长”来解救自己哩。

1949年的4月，邱行湘一行战犯来到了北平，“下榻”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清末时，这座庙宇被改造成一所监狱。此时，它成为北京战犯管理处。邱行湘来到这里后，又陆陆续续来不少人：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大特务康泽，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邱行湘明白了，“老头子”把老本都搭上去了，内战看来快结束了。

邱行湘的改造，从对抗，到彷徨、沉默，再到主动地认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几件事对邱行湘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次，邱行湘犯了牙病，痛得滴水未进，几天下来，浑身无力，就像要死了一样。管理干部见状，赶紧把邱行湘扶上一辆小汽车，直开复兴医院挂急诊治疗。邱行湘本来就有一辆黄色“雪佛莱”座车，可此时坐在这辆车里，却从来没有这么舒服的感觉。他迷迷糊糊地想，共产党是真的对我好吗?

邱行湘

邱行湘的老长官、十八军老军长黄维，生性耿直，桀骜不驯。来到功德林后，为抗拒改造，他一头钻进“永动机”的试制。黄维身体虚弱，有结核病等种疾病缠身，管理干部千方百计为他增加营养，在北京市民生活卜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给他每天配了一斤鲜牛奶，两个鸡蛋，伙食开小灶。此外，还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张钢丝床。邱行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最让邱行湘感动的还是这样一件事。一次偶然的事故，功德林失了火，损失不小，而邱行湘是经常出入现场的人。他想，平时我不服从改造，这次纵火赚疑犯是逃不掉了，共产党还不借机整我。他心里正慌着，忽然，一名管教干部把一盒火柴放在邱行湘的手掌心，邱一下子愣住了。只听那位于部和颜悦色地说：“老邱，由你专门管理煤炉，早生火，晚封火。”说完就走了。邱行湘眼一热，眼泪差点要落下来。

渐渐地，邱行湘像是变了一个人，劳动积极主动了，二百斤的麻袋，扛丁就走，十几趟下来还不体息。开饭时，他主动帮着拎饭桶，盛饭，打汤。学习读报纸时他也能安心听了，有时．还能接过来念上一段。因改造表现突出，邱行湘被大家选为生活小组长。

在邱行湘当组长的小组里，有功德林唯一一位“上将”王陵基，还有曾统率百万大军的杜聿明，以及跟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康泽，再加上原“中将”军长陈林达、杨文瑔等。许多人调侃邱行湘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算是连升三级，比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神气得多了。也因为积极地改造，邱行湘在战犯们中间，也算是“毁誉参半”了。

落实到具体改造，功德林的战犯中不乏“能人”。廖耀湘能全文背诵《哥达纲领批判》，范汉杰扔下高等数学就能以同等热情投入到《毛泽东选集》中，陈长捷几乎研究透了《资本论》的每一个字，杜聿明则在缝纫室有绝对的地位。就连特务沈醉，也跟牟中珩一起，担起了给战犯理发的责任。邱行湘却是个实打实的老粗，他不明白宋希濂屡次提到的大卫·科波菲尔为什么是“大尉”，而不是“少校”。他在功德林，常常都是“以力服人”的。

邱行湘担任了挑饭组的组长，每次盛饭菜的木桶，装满后连饭菜带桶，挑两桶就在百斤以上，邱行湘每次都要挑上三桶甚至四桶。别人就算是想搭把手，邱行湘也绝对不让，因为那是他在功德林立足的保证。后来到了秦城农场劳动，邱行湘更是大显身手。他在劳动场上的表现，很难让人相信，他曾经是地主家的少爷。

这样的表现，也让邱行湘的名字，出现在了1959年第一批获特赦战犯的名单当中。

走出功德林后仅仅数日，邱行湘又一次回到了功德林，只是这一次他不能走进那条熟悉的胡同，只能在大门口的会客厅里，见到了老长官黄维。这是邱行湘主动提出来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唇舌，促使黄维在感情的支配下，稍稍改变一下顽固的立场。

站在黄维面前，邱行湘像当年向上峰禀报军务一样，谦卑的把获赦后的全部优厚待遇，一字不漏的告诉了黄维。黄维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双目微闭，一言不发，恰如他多年来在功德林保持的状态一般。当他听到邱行湘说“你不要抱住过去的东西不放，不要抱住永动机不放”时，猛然起身，像当年斥责部下一样，指着邱行湘大声吼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在特赦前，黄维曾经有一次在邱行湘面前难得地露出笑脸，向他诉说自己的家庭。黄维的四个孩子，除了老大黄新是他自己送进金陵大学外，老二黄理进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复旦大学，老四黄慧南进高中，都是共产党送进去的。黄维有五种结核病，倘若在旧军队，就得离职回家。黄维家底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也未必能支付医治时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黄维明确地告诉邱行湘，正因为他需要报答共产党给他和他家庭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在监狱的菜园里给西红柿捆架、打尖，深冬之晨，他甚至主动用草帘子苫盖菜圃……

黄维

正因如此，邱行湘认为黄维是可以劝说的。但他不知道，只要谁劝黄维放下对永动机的研制，必定会遭到严厉的驳斥。即便是从台湾潜回大陆，苦等黄维出狱的妻子以及他心心念念的儿女，但凡提到永动机，换来的必定是黄维的拂袖离去。

邱行湘从功德林出来，直奔清华大学。黄维的女儿黄敏南在这里的物理系任教。她见了邱行湘，自然尊称他一声“邱伯伯”，可是她听取了关于黄维要走“独木桥”的故事后，一口否定了邱行湘“争取父亲，是女儿的责任”的说法。黄敏南竖着眉头说：“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地孤立他！”

从清华大学出来，邱行湘又回到了功德林，坐在管理处办公大楼里的餐桌旁。管理处的干部为他饯行，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用餐，可是他吃得很少很少。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汇报，所以他讲得很多很多。邱行湘最终走出功德林，炊事员老晁和老刘送他上车，彼此挥泪告别。邱行湘坐在汽车上回首功德林，独自老泪纵横。

1959年12月14日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一批当年叱咤风云的将军，今天的新公民。邱行湘也是其中之一。会上，周总理与将军们一一握手。当走到邱行湘面前时，周总理关切地问：“你是黄埔的吧。”邱行湘惭愧地说：“是，五期步科的，周主任，我没有听你的话，走错了路。”周总理立即说：“不能都怪你，是我与你们接触得太少了。”他还特地询问邱行湘：今后有什么打算，留在北京吧?”邱行湘说：“我想回老家，去南京。”周总理说：“好啊，回家过年，骨肉团聚嘛。”邱行湘离开中南海后，一夜未眠。

邱行湘离开北京前两天，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陈长捷在西单鸿宾楼设宴招待他。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比邱行湘大十几岁，天津战役中被俘，他在功德林改造时突然生病休克，幸亏邱行湘力大，将其背到医院抢救才免遭一死。陈长捷依依不舍地问：“行湘兄，这次回去有何打算？”邱行湘当时心情激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说了十个字：“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

1983 年，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明（右） 与 邱行湘在邱宅门前合影

邱行湘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后，本可留在北京工作，但他家里有八旬老母，为弥补自己在战争年代不能尽孝的遗憾，邱行湘作出了回南京的决定，渴望能立即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母.农历年终的前两天，邱行湘到达南京后，在江苏省民政厅安排下开始了他的返乡之旅。

随着汽车在公路上颠簸，邱行湘心潮起伏，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行驶，他终于回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家乡溧阳，县长蒋万象亲自接待。他在溧阳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来到南渡镇，走过石拱桥大步直奔家门。

八十五岁高龄的邱母黄氏正躺在里屋的旧式木床上。由于年迈的缘故，她冬天不能下床，眼睛被孙子撞坏一只，几乎双目失明。邱行湘扑到老母的床头，大声叫喊：“娘，娘！”老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呼唤，一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邱行湘上前抱着老母，轻声呼唤：“娘，我是老四行湘啊，我回来啦！”老人这才颤颤巍巍伸出双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发和脸颊，“哦哦”两声之后，再也没有说出话来……

邱行湘归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南渡和邱家桥一带大小村庄，前来看望的男女老少不计其数。除夕之夜，邱行湘为表达对乡亲们的谢意，挥毫泼墨为村民们写了几十副对联，内容自编，都是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英明伟大。

乡亲们回忆起1940年，溧阳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几乎半年没有下雨，农村十塘九干，连大河都干裂了，庄稼颗粒无收，南渡和邱家桥很多农民背井离乡，逃荒到湖北恩施找到邱行湘。他闻知家乡遭灾，热情安排乡亲们食宿，做工，返时每人还发给三块大洋，令乡亲们至今仍念念不忘。

当地的村民纷纷前往这个先前的地主之家，邱行湘搬出一张八仙桌，放在院前的地坝中间，再提来一壶乌龙茶，倒进桌上的土碗里面。他在喷着雾气、烟气甚至汗气的乡亲们中间大口呼吸，他向相识的、陌生的哥兄老伯们点头致意。

在人群中，邱行湘看到了他家过去的两个长工。邱仁才是邱行湘的同方本家，住在邻村，沈锁斌则与邱行湘非亲非故，住在对河。他们不约而同来到邱家桥村，目的不谋而合：请邱行湘到自己家里吃饭。

他们当着邱行湘的面，说出了这样的话：“过去我们在你家吃饭，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你到我们家吃饭，我们高兴啊！”邱行湘是敏感的，十年改造生涯获得的思想解放，让他在一秒之内，走完了从认罪到忏悔的全部历程。他当着众多乡亲的面，跪倒在十年前的两个长工面前，在被邱仁才和沈锁斌扶起后，还对他们拱手作揖：“过去的事情，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春节过后，邱行湘到了南京，在制盒厂当了一段时间的工人后，被安排在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后叉当选为省政协委员。1962年春节，邱行湘与一位南京姑娘喜结良缘。这一年，他已五十四岁，也是他第二次结婚。关于这桩婚事，还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大陆的不少报纸都刊登这条新闻。邱行湘在大陆的同学、战友、上司、同乡，纷纷发了贺信。

香港的《大公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从追悼会到结婚典礼”发了消息，并附了一张邱行湘伉俪的照片。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们都大吃一惊：亡灵复恬……

邱行湘的新婚妻子叫张玉珍，在南京梅院街道办事处机绣组工作，每月工资六七十元，邱行湘每月工资是一百元。尽管张玉珍带来两个孩子，但四口之家的日子也算过得火热。最重要的是，张玉珍才三十挂零，在结婚五年后给邱行湘生下一个大胖儿子。此时的邱行湘，已经59岁了。

邱行湘跟家人合照

1975年,停顿了9年之后的特赦战犯工作又开始了。5月19日，在钾的293名战争罪犯全部特赦，有一批分到了江苏。那天，在南京胜利饭店楼上，19位从北京来的特赦人员静听着邱行湘讲话。他一开口就把人吸引住了。

他说：“我以前是顽固还加‘透顶’两个字的，被俘前曾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但共产党不要我死，要我改造思想，也就是国民党讲的‘洗脑筋’。说来奇怪，我现在真的换了脑筋……”邱行湘越说越激动，向大家介绍了自己“三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是能新生，和老母亲团聚。”

“第二个想不到的是老来还有个幸福的家庭，添了儿子。”那年郑行湘68岁，儿子已经9岁，戴着红领巾上学了。“我做梦也想不到，共产党帮我改造思想，还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让我安居乐业……”

“第三个想不到”是：“我得了不治之症肺癌，是共产党替我治病，给了我第三次生命。我是个战犯，按说不杀不辱就不错了，想不到还帮我成家、治病……。”

邱行湘的一席话，使这些当年在战场上枪弹都打不出眼泪的汉子，此刻却泣不成声了。

晚年的邱行湘，跟大多数获特赦的战犯一样，将余生投入到祖国统一的奋斗中。

上世纪80年代，邱行湘却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他此行是去探望弟弟，怀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邱行湘转道香港办理了“台湾地区旅游证”，见到5O年未见的兄弟，他老泪纵横。

邱行湘离开台湾的前一天，蒋纬国要为他送行，按时到达赴约地点后，一个自称某部门办公室主任的陌生人拿出一份表格，说：“我知道您在大陆生活艰难，请您在下面签字。”邱行湘立即明白了陌生人的意思，他笔一摔，淡定地说道：“我在大陆收入宽裕，我这次来台是探亲访友，不是叫花子伸手要钱。”

台湾方面为了宣传需要，将在大陆被俘的高价将领视作在职军人，每月按照军阶计算固定工资、特别津贴，几十年算下来也是一笔上百万美元的巨额资金。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邱行湘对这样一大笔钱，竟然不屑一顾。拒绝领钱的还有前国民党中将文强，他托人捎话，“拿了这个钱，对不起祖宗文天祥。”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特赦战犯去台湾领了这样一笔钱。

1996年12月8日，邱行湘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江苏省政协等为其举行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