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工业革命之前，休闲经济还未出现，赌博活动尚未商业化，赌博单纯作为一种消遣游戏存在于皇室以及贵族之间，并且被看做是一种身份象征以及炫耀性消费的形式。而从18世纪后期开启的工业革命，不但大大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极大提高了英国普通民众的物资生活水平，稍有闲暇的普罗大众兼之稍有富余，手头似乎更加宽裕，开始追求与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相适应的闲暇活动，于是英国社会赌博成风。
英国大众肆赌现象的出现
工业革命之后中下层民众中工人阶级在数量、收入、空闲时间上都发生了改变。工人群体不断扩大，大量的农民为了工作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1801年不列颠人口为1069万，1851年为2088万，增加了近一倍。” 从英国工人的工资情况来看，1750——1795年工人工资总体上没有改善，1795——1815 年出现了工业革命时代最明显的物价和名义工资上升情况，由于农业歉收及18世纪中期开始的人口普遍增长，劳动力增加，导致了实际工资下降以及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但在1815年-1850年，整体物价回落，实际工资水平出现改善，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出现好转。
随着工厂轮班制和八小时工作制的出现，工人有了相当长的空闲时间，通常是一天半，假期使工人们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休闲时光，正如一位社会调查员记录的那样，“我们该如何娱乐？这已经成为穷人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工厂单调的工作易使人情绪紧张产生压力，赌博这种活动“能产生刺激、冒险、兴奋的感觉，可以释放这种紧张的心情。”可支配时间和收入的增加也为中下层民众参与休闲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是在18世纪英国出现了“消费革命”，英国社会进入消费型社会，人们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发生重大转变。中产阶级成为消费社会的主体，他们追求新的消费观，同时带动了和影响了社会下层群体的消费热潮。维多利亚时期，“体面”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个人和家庭生活行为的信条和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4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追求快乐和个人满足是罪恶的，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才是生活的核心，并支持理性的娱乐活动。
中产阶级在公共场合总是举止得体，但在闲暇时间中“体面对行为的控制是片面的，容易受到富裕和自我放纵的影响。”这在男性的休闲时间中表现的更明显，这时“体面”的约束很弱，会出现更追求快乐、享乐主义的休闲文化。在1894年的《双周评论》中，一位记者提出了“新享乐主义”的概念，将“有德必有乐”被改写为“有乐必有德。”
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逐渐增加，出现了大量体育类的报纸杂志，“《体育生活》、《运动员》和《体育纪事报》的发行量都已经超过了300,000份，它们劣质版本的销量更是数不胜数。” 电报系统的发展也推动着赌博活动的普及，19世纪中期电报系统的应用使新闻界能够迅速公布比赛结果和赔率，这样大规模参与赌博才成为可能，人们还可以通过电报和邮局进行远程下注，提高了人们下注的方便程度。
工业革命之前，赌博活动尚未遍及整个英国社会，赌博仍是专属于上流社会即所谓精英阶层的娱乐活动，且具有排外性，一般在私人俱乐部进行。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是社会上层进行赌博活动的核心场所，通常由咖啡馆或其他聚会场所发展而来。俱乐部是富人和名流炫耀性消费的完美舞台，“贵族游戏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获胜似乎无关紧要，”拿本金冒险远比赢钱更重要。
这种“精英赌博”活动在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达到鼎盛，著名的怀特俱乐部对当时的下注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但在1788—1801年记录缺失了，原因可能是法国大革命使人们开 始怀疑贵族价值观，反对贵族挥霍的行为，英国精英们也反思他们的阶级特权，赌博这样的放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收敛。
大众赌博的主要形式及其发展体育运动在英国人的休闲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大约从17世纪开始，贵族热衷于乡村体育运动。麦克·哈金斯指出“上层阶级享受乡村庄园的乐趣，赛马、松鸡射击、猎鹿、养马、钓鱼和其他绅士运动，成为英国‘高雅文化’的核心，”
上层阶级享受体育运动乐趣的同时还出资赞助体育运动进行，18世纪英国贵族对拳击、赛马、斗鸡、板球等运动的大量财政支持是其人气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支持反过来也有助于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
在赛马比赛中所提供的奖杯、奖章和其他奖品的名称通常为象征或纪念贵族财富、地位或职位而命名，如圣莱热赛马（St Leger）和德比赛马（Derby）都是以贵族名字命名的。从18世纪初安妮皇后统治时期开始，英国政府为获取收入推出了国家彩票计划，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英国国家彩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1694——1768年威斯敏斯特桥修建工程、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造工程、七年战争期间筹集的3500万英镑贷款以及与美国殖民地的战争中筹集的7000多万英镑贷款等，人们在这一时期对彩票的认购比任何政府基金都要多，其中参与者更多来自社会上层。从1788年起，英国的彩票发行计划由年度法规授权并将彩票和奖金数量进行预先安排，由财政部委任的彩票专员办公室进行竞争性投标，由承包商经营。
1826年之前，人们对彩票的热情非常高，又由于新闻媒体对彩票中奖信息以及中奖者背景的介绍使人们感觉自己离大奖的距离非常近，因为很多大奖得主都是穷人，彩票中奖逐渐被认为是一种从贫穷中脱身，或者至少可以改善生活的方式。约翰·阿仕顿提到两个中奖者的例子：“周五，2万英镑的奖金被分发给了一些穷人，一个是住在霍尔本布鲁克街的16岁女仆人，另一个是在格雷斯客栈里开水果摊的女人。” ②所以越来越多的中下层民众愿意买彩票碰碰运气。
但是，合法的国家彩票只在有限时间内发售，并且售价高昂，显然不足以满足大众需求，所以就出现了大量中低层群众能够参与的非法彩票。
英国社会的反赌运动
工业革命之前，因赌博活动可能占据工作时间从而影响工作效率，英国的反赌人士以此为理由抨击赌博行为，并出台法律试图进行限制，但此时对赌博的谴责并未涉及道德因素。到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中下层群体更多的参与到赌博活动中，这一现象被反赌者视为一种社会道德的越轨行为，并且矛头专指中下层平民，对于上层富人参与赌博并未表达明显的反对。反赌人士主要在三个领域展开批判：经济方面（浪费钱财），道德层面（道德失范）和法治领域（诱导犯罪），他们主要来自三个群体：宗教团体、中产阶级反赌组织和工党。新教团体是反赌活动中最积极的分子，中产阶级的反赌者和工党成员很多都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反赌博态度在主要原则上是一致的。
小结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大众参与赌博活动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曾经专属于上层贵族消遣娱乐的赌博游戏因游戏介绍手册的大量出版和非法赌场的经营使赌博活动逐渐下移到大众社会中。其次，中产阶级在其中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生活行为受“体面”信条的约束，但在约束休闲生活上通常是片面的，中产阶级更愿意在休闲时间中到音乐厅、赌场、俱乐部寻求放松。
其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世纪，英国经济的特点是国内市场长期扩张，实际收入和可自由支配收入有所提高，大众消费扩大，与休闲相关的消费提高，赌博成为英国人更可能消费的项目之一。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社会的主体，他们追求享乐的休闲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影响着社会中下层民众。
第三、工业革命开展之后英国工人阶级群体不断扩大，19世纪初实际工资上涨，工人的生活水平出现好转；由于轮班制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了较长的休息时间。可支配收入和时间的增加提供了工人可以积极参与休闲生活的关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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