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旅游活动在我国很早就已出现。《诗经》、《礼记》等典籍中已有旅游方面的词汇。
到了唐代，“游子”、“游僧”、“游侠”等颇具旅游意义的词语已相当普遍地出现在史书、诗词中。
但首次将“旅”和“游”结合共用，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旅游之风盛行，在佛教的影响下，自然和空门同归，山水和寺庙一体，形成了中华文化里独具特色的逍遥玄虚、不拘一格的旅游文化。
一、隐逸与山水，阶级斗争孕育旅游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在此大背景下，隐逸文化应运而生。
很多士大夫寄情于山水，循迹于江湖，通过游山玩水，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情感，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状态，这一时期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处于彷徨苦闷、生死难料的窘境。
为安身利己，排遣自身的忧思，获得身心的自由，于是就归隐山林，这样既可以避免外部祸害，又可以使自己内心的痛苦得以化解。
此时，老庄自然主义思想便深得青睐，玄学由此盛行。文人愈加喜爱自然山水，既可以在舟游的过程中欣赏美景，又可以回归山林，并将其作为精神的家园。
很多隐士隐居于山林，将自己的情怀寄托于江湖、田园之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逃避现实，逃避政治发展带给自己的不快，归隐山林之后，自娱自乐，“竹林七贤”便是典型的代表。
第二种主要是用尽技巧得以归隐，求得好的名声。第三种则是鄙视着社会发展的成熟，以归隐来守住自己的志气，陶渊明便可算作其中的代表人物。
随之便产生了山水田园诗，陶渊明、谢灵运便是田园、 山水诗的鼻祖，隐逸文化也逐渐兴盛。
需要注意的是，隐逸文化最初也是以逃避现实为主要目的。为了从政治旋涡的中心退出，很多士大夫选择辞官隐居，如“穷途而哭”的阮籍。
他所创作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便是在逃避现实后仍不能摆脱内心苦闷的真实写照。如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此外，这一时期的旅游之所以得到飞速发展，还有赖于“地记”的盛行。所谓“地记”是中国古老的方志形式，即地方性的人物记传和专记一方风土的地理著作的结合。
其内容大约有：表彰本地人物、记载地理沿革、描绘山水秀丽、介绍水利交通物产风俗等。
士族为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和郡望的优越，对于家乡的山水人物无不极尽渲染夸张。并试图说明人才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本邦的山川名胜，地气灵秀，物产丰富所致，即人们常说的“人杰地灵”。
在地记中，他们竭力挖掘地方的景点，同时赋予他们文化韵味， 美化家乡的山水。如孔灵符在《会稽记》中对会稽一郡的山水作了详细的记载。
所以，地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各地旅游导游书，刺激了人们的动机和欲望，推动了旅游文化的兴起。
二、名士与隐士，从自然中寻求慰藉
若说人们为何对旅游情有独钟，那必然是被沿途的山水自然风光所吸引。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远离俗世纷扰，将情感寄托在山水上成为这一时期的旅游主题。
这其中，山水游览的主体又有名士和隐士之分。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一些名士放荡不羁，不受传统礼法束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魏晋风度。
而放情于山水之间又是这种风度的组成部分。竹林七贤都是玄游家，其中以阮籍和嵇康的影响为著。
阮籍因不满现实，常借酒浇愁，不与世事，从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中去寻觅乐趣、寄托抱负。他经常游踪飘忽，所到之处，仰观宇宙、俯察人生，由此生出许多感慨，留下了咏怀诗八十二首。
嵇康与阮籍个性相反，痴游山水，放荡情怀，意态悠闲，爱好结交深山道士，同栖同游，带点神仙方术的味道。
他憧憬虚静高洁的旅游空间，渴望得道成仙，热爱自然山水，抨击黑暗现实，以山水为知己。
西晋名将羊祜也喜好山水。他曾多次登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如《晋书》载：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盛士，登此望远，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登此山也。”
相比于名士的山水游览，隐士之游更加低调。隐逸是中国古代特定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大凡朝廷腐败、苛政丛生、社会离乱会伴随隐逸的风行。
魏晋以来，政治黑暗，为逃避现实，大批隐士遁迹山林，寄情江湖，到自然中去寻求慰籍。
山水便愈来愈多地成为士人畅神娱性的自觉审美对象，对自然美的反复吟咏描摹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隐逸之士终生与山水为伴，对山水眷恋最深。史载郭文：
“少爱山水，尚嘉遁。年三十，每游山林，弥寻忘返。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
在隐士中，对自然山水、田园风光理解最为深切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陶渊明做了三个月的彭泽县令就决意辞官隐居，这种归隐田园的举动，使陶渊明具有了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的解放感和自由感。如《归去来兮辞》载：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宁静而充满生机的田野风光，悠闲而温馨可人的农家生活，这种自然的状态，使陶渊明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
陶渊明在自己广泛游历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用笔描绘了一幅隐者眼中的理想世界，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可以逃避现实世界苦难的世外桃源，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散文《桃花源记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之游，作为黑暗现实的对抗面出现，由此而迸发出无比热情的旅游文化创造力。他们追求人性的自然，摆脱世俗的束缚，顺应自然、顺情适性、追求本体人格。
由此而衍生出的山水文学、游记、山水诗、书法艺术等，尽一时风流，为中国的旅游文化开辟了崭新的境界。
三、诗文与游览途径，被留下的时代佳作
诗人归隐于山林，将自然景观显名于世，拓展了文人游览的途径。在这一时期，很多士大夫游山玩水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生活方式。
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交通工具比较落后，所以在外出旅行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探幽揽胜之事要不畏艰险，历经长途跋涉，此中艰辛也是对士大夫 和文人的一种考验。
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士大夫对于山水之美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将审美情绪付诸实践之中，既归隐于田园山林，又在山水田园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很多的隐逸之士对自己的居所精心布置，将自然景观与山水文化和谐融合。陶渊明的居所有：
“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
王维的居所：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隐逸山林，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士大夫隐逸于山林，将游历的自然山水作为自身情感的宣泄口，既为山水美景增添了色彩，也引导一些世人通过自然景观表达自身的情感。
而很多不被人知晓的自然景观，也在世人的歌颂和书写之中，显名于世。从这一层面来看，自然山水与诗人的情感融为一体了。
以谢灵运的实际经历为例，其游历山水离开京师之后，到访过很多地区，也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文。
从作品中也可以追逐他的踪迹，他游遍了永嘉全境，也到过江西庐山、会稽等地，在不同的地区抒发了不同的情感。
既展现了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色，又在考察农田水利的同时，表达了自身对于山光水色的热爱之情。
将山水游览之作品与自然进行和谐融合，也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重构了旅游审美。士大夫在对自然美进行认识和鉴赏的过程中，也结合自身的个体情怀，在游山玩水之际，不断拓展自身的审美领域和审美视野。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独特且重要地发展时代，这一时期很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大夫，更加崇尚和谐宁静悠远的大自然。
在游山玩水和山水林园之间留下了不朽的足迹和文化笔记，为我国旅游山水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若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与山水旅游文化与当今的社会发展进程相结合，可以更好地重构我们今天的文化，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促进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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