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环顾四周，几乎全是竞争对手。
商业上的东西，最终的问题其实就是简单的两个字：竞争。
但竞争的前提往往是开放，如果没有开放这个基础，竞争也只能是内部的竞争，而不是全球意义上的竞争。
从加入WTO开始，我们就处于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常态化竞争之中，一开始我们是和越南、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竞争，别人制造袜子衣服，我们也制造袜子衣服，靠着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更大的规模效应，我们从一个人均数百美元的经济体，一步步发展为人均GDP破万美元的大国。
但今天，新的问题开始不断涌现；过去我们竞争，是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欧美逐步淘汰落后的产业，开始迈向高端制造业诸如汽车和半导体芯片，发展中国家则专注于制造袜子、衣服等等，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基于这一理论，全球化越做越大，世界才开始变得扁平起来。
但今天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什么都干，又造自行车、又造汽车、还造飞机和芯片的时候，那么该国可能面对的就是全方位的竞争。
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的竞争之下，孤立主义毫无疑问是极其危险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几乎打破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因为我们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在这样的趋势下，大家的优势变得趋同，基于比较优势下的全球化面临着重大挑战，因为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原来造自行车的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
于是萨缪尔森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今天我们用肉眼看，全球化的确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于我们而言，上有发达国家的“小院高墙，围追堵截”，下有印度、越南等竞争产业链转移，他们成本更低、招商引资力度也更大。
而我们夹在中间，不上不下，其实是非常难受的，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高度依赖出口，而不是内需。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2019年之后，整个欧美几乎大幅度“右转”，保守主义不断抬头，对我们的态度也几乎发生了180度逆转，尽管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即便没有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我们和西方在一些关键性领域，也面临着零和博弈。
即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到了欧美在贸易关税问题上的空前团结。
全球化过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欧美掌握“核心科技”，牢牢把控供需两端的消费端，而我们则稳稳占据着世界工厂的供应端。
靠着这两种比较优势，资本的稀缺度提高了，华尔街赚到了很多钱，美国普通消费者享受到了物美价廉的商品，而我们赚足了丰厚的外汇，靠着这些外汇又不断进口高精尖的科技技术产品，武装我们自己。
但问题也不是没有，美国的底特律曾被誉为世界钢铁之都，但随着美国人工成本的增长，以及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比较优势，钢铁产业在美国不断萧条落败，全球化的优势显而易见，但也给美国普通蓝领工人，带来了危机感。
特朗普的上台，就是基于这一现象，“让美国优先”的本质，就是特朗普在任内积极做的事情，把制造业岗位抢回美国本土。
当我们开始什么产业都做的时候，欧美的比较优势没了，但我们的比较优势却还坚挺，到今天依然赚足了巨额的高额贸易顺差。
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失灵，那么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关税壁垒，甚至是国际关系的紧张，全部都来了。
而我们也不得不直面“孤立主义”的风险。
我们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对欧美的依赖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以2023年为例，我们和美国加上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就高达上万亿美元。
这是任何其他经济体都难以替代的现实。
基于这一前提，欧美一旦在贸易关税壁垒上越加越高，我们的经济形势就会直面风险，从加入WTO开始，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高度全球化的，但这个高度全球化，更贴切的说法是“高度欧美化”。
我们作为供应端，欧美作为消费端，两者高度绑定贴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数据也能够验证这一点，历史上每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高低，都会影响到我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而这一指数通常都是衡量制造业的扩张速度。
而一个制造业，背后不仅仅是数万家工厂，还连接着数亿人的就业岗位，这几年外贸形势愈演愈烈，其实普通人的就业也愈来愈难。
但最难的还不单单是欧美在贸易关税上的“围追堵截”，最难的是我国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往外跑。
企业为什么往外跑？
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我们高度依赖外需，欧美贸易关税一加，企业出口就艰难，当一个企业直面生死存亡之际时，跑出去成了唯一的选择。
这个时候，越南、印度、墨西哥这样的地方，作为我们传统上的竞争对手，几乎是躺赢的，因为欧美没有对这些经济体加征高额关税，那么我国企业出海，这些地方自然成为了首选。
以越南为例，今年前5个月，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055.3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其中，出口额约达1567.7亿美元，增长15.2%；进口额约达1487.6亿美元，增长18.2%。贸易顺差达到80.1亿美元。
在出口方面，越南的外资企业出口占比高达72.1%，这说明这几年越南的外商投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今年前5个月，美国依然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当欧美开始“孤立”我们的时候，越南、墨西哥这样的替代市场，自然成为了热门投资目的地。
我国企业走出去是迫于生存危机，人总是要吃饭的，企业也不例外，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走出去带走的不仅仅是投资额，还有我们更需要的就业岗位。
对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型经济体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就业岗位更重要的东西。
就业稳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稳，还意味着人们的收入稳，收入稳定了，我们的消费才会开始增长，我们才有可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转型为内需驱动型经济体。
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首先得需要人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的前提条件，是企业投资扩张的结果。
企业要想投资扩张，至少要看到社会消费需求在增长，但我们自己面临的最大麻烦也正是在此：欧美关税一加征，外需一减弱，仅靠内需增长是完全不现实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五一假期虽然消费创新高，出行人次创新高，但具体到人均消费，还不及2019年的同期水平，这意味着啥？
我们拿M2做对比，2020年1月我国M2刚刚突破200万亿元，到了2024年3月就超过了300万亿元，仅仅四年时间，我国M2就新增了100万亿元，但今年五一我们的人均消费，还不足2019年同期水平。
细思极恐。
要想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眼下来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因此欧美一旦开始在经贸问题上“孤立”我们，我们就面临着很大的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产能问题，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关税壁垒太高，不具备价格优势的时候，商品卖不出去咋办？只能内部打打价格战，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行业都在打价格战，甚至餐饮行业都推出了很多“廉价套餐”，这背后的逻辑就是需求不足或消费降级的极致体现。
第二个麻烦是“资本外逃”。企业家圈子里出海这个词这几年的热度不亚于当年的互联网，我国市场从增量迈入存量，竞争只能加剧，内卷不是一个好的竞争环境，这会倒逼更多企业选择跑出去。
跑出去的结果就是为当地提供资金创造了就业岗位，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另一方面欧美的关税壁垒越来越高，也是倒逼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原因。
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开头的那个困境：企业出海带走更多就业岗位，就业形势严峻进一步倒逼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加剧企业走出去，形成螺旋式困境。
全球化的优势显而易见，过去我们高度融入全球化几十年，换来的结果才是我们好不容易吃饱饭，从饿肚子的担忧变成了买房结婚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担忧。
但满打满算，我们吃饱饭也不过二十年，甚至还不到二十年，二十年前对很多家庭来说，吃猪肉还是一个奢侈品，但今天，至少吃猪肉对大部分家庭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宏观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加大，会导致一些家庭陷入“返贫”的可能。
例如我们的人均猪肉消耗量据说有下降的趋势，这不大可能说明越来越多人不吃猪肉转吃牛肉了，这更像是越来越多家庭开始节约少吃猪肉了。
今天一斤十几元的猪肉都要开始精打细算，这足以说明宏观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要做出应变的时刻。
应变，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今天还看到有很多人对此还存在争论，我只能说他们还不够饿，还不够穷，人到了一定饥饿的时候，连树皮都可以吃的，这一点几十年前的老人恐怕都经历过。
今天有些人还在讲立场，还在讲站姿，这只能说明这些人还不够饿，还不够穷，但这不是我们纠结这些的理由和借口，正如胡适所说，少谈些主义，多做些实事，不要用立场和主义去定义什么，而是要看做了这件事能够带来怎样的实际回报。
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再让后人再一次去证明。
证明，是有成本的，而在某些时候，它的成本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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