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昭年轻时被破格举荐为孝廉,后来得到了袁绍的赏识,委以重任。
董昭感恩,并为他献计献策,立下了不少功劳。
可是没过多久,董昭却不顾一切地投奔了实力并不是很强的“奸臣”曹操,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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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到“县长”的逆袭·——»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驾崩,灵帝即位,贾琮赴任冀州刺史时,董昭为瘿陶长,据此推断董昭应是灵帝在位时期被举为孝廉。
董昭被举孝廉时尚未四十,按汉制是不符合要求的,需有特殊才行且轶满百石,但检索史籍并无涉及董昭被举为孝廉前的言行,无法确定董昭是否因为有特殊才行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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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时期,担任济阴郡太守的有:河南孟郁(延熹九年至永康元年),魏郡审晃(建宁五年在任),渔阳刘郃(熹平四年他迁),河南张宠(熹平四年继刘郃任)。
孟郁,中常侍孟贲之弟;审晃,“丰啬得当,曹侯审晃,役使得宜,百姓不疲”;刘郃,“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卫”;张宠,与郭汜、张苞等谋攻董卓旧部李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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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太守负责一郡的选举,实际上,郡国的世家地主也能影响甚至把持选举,垄断仕途。董昭本传中虽未论其父祖,但他与弟弟董访都能步入仕途,可见其家族是有能力供养子弟学习,并非普通庶族。
黄巾起义失败后,州县贪官趁机加重赋税,灵帝拜贾琮为冀州刺史,“百城闻风,自然竦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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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辖下郡县官员有不法者纷纷解除印绶离去,只剩下时任瘿陶县县长的董昭与观津长梁国黄在任上接待贾琮。董昭担任瘿陶长后,又做了柏人县县令。
汉制,县人口万户以上,其长官为县令,不满万户者,长官为县长。董昭从县长转为县令,后被袁绍辟为参军,可见早期担任地方二县长官的经历为他积累了些许政治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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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初事袁绍·——»
董昭在袁绍帐下,屡出奇招,颇有战功。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于界桥,界桥之战也是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明显化的第一次会战。
钜鹿太守李邵等人见公孙瓒兵力强盛、攻势凌厉,威震河北,纷纷背叛袁绍去投靠公孙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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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鹿郡是河北大郡,一旦归附公孙瓒,势必会影响士气,而钜鹿的叛变也及其容易在冀州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袁绍后方失守。
袁绍选择让董昭去担任钜鹿太守,不只是因为董昭之前曾在钜鹿郡下担任过地方长官,更多的是看中了董昭的谋略以及应变处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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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到任巨鹿后,了解当地局势,得知以孙伉为首的郡右大姓策划不轨。董昭假做檄文,杀鸡儆猴除掉祸首孙伉,震慑巨鹿一郡,事后又加以安抚,收拢稳定巨鹿郡。
董昭在平定钜鹿孙伉叛党一事上,充分显示了他对时局的把握,以及本人的机变谋略,正如他在临行前回答袁绍的那样,“一人之微,不能消众谋……计在临时,未可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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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大为赞同董昭假作檄文用以安定钜鹿之举,恰逢魏郡太守栗攀被士兵杀害,袁绍又让董昭暂领魏郡太守。
魏郡上任太守被士兵杀害,同时魏郡大乱,参与作乱的人数以万计,乱党派使者前来和董昭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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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厚待使者以麻痹乱党,用计离间并趁乱逐个征讨,效果显著,“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从董昭平定钜鹿与魏郡之事来看,董昭此人善于谋略,工于心计,深谙人性,敢为人先,权变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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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也可看出,董昭绝非恪守道义之人,假冒袁绍名义,重视结果忽略过程中的正当性与程序性。
董昭为袁绍立下大功,先后稳定了钜鹿与魏郡,却没有得到袁绍的信任。袁绍本性多疑,看似宽宏大量,实际却是猜忌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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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麾下士人可分为三类:一是早年追随他的逢纪、许攸等人,二是他在汝南郡、颍川郡的同乡故交,如郭图、辛评等人;三是冀州本地人士,如沮授、田丰等人。
董昭是兖州刺史部的济阴郡人,既非旧年亲信与同乡旧交,亦非冀州本地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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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兖州正是在曹操、张邈的势力范围下,其弟董访也在张邈帐下参谋军事。
袁绍与张邈本是旧交,但是因为“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议责绍”,二人关系交恶,袁绍还曾密令曹操除掉张邈。
董昭正是因为其弟董访,遭到袁绍的猜忌,袁绍“受谗将致罪于昭”。由于袁绍的多疑与听信谗言,董昭便借觐见献帝的名义脱离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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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暂投张杨与择主曹操·——»
董昭行至河内,被军阀张杨所留,于是交还印绶,被张杨拜为骑都尉。张杨,字稚叔,并州云中人,时任河内太守。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派遣从事王必出使长安朝见献帝,行至河内时借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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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昭劝说张杨,断言如今尚处一个同盟的袁绍、曹操必定会分裂,而暂居弱势的曹操实为“天下之英雄也”。
更有甚者,董昭认为张杨不仅要给曹操使者放行,更要为曹操上表举荐,以此交好曹操,结下深厚情谊,为以后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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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昭劝说张杨此举可以看出,董昭此人十分关注时局,明察秋毫,预测到袁绍与曹操必将分道扬镳,曹操实为英雄,而且此时董昭就隐约有看中曹操想要择主的倾向。
董昭为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的奇才异士,他根据当时的各种形势,能识人,主动来效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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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出身阉宦之家,其父曹嵩为宦官曹腾养子。曹腾侍奉了四代皇帝,颇有名望。曹操二十岁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时曹操为骑都尉,因参与镇压黄巾军有功,迁任济南相。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便以“五色棒”立威以治民,“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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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任济南相时,有十余位县官依靠中央宦官和贵戚势力,贪赃枉法,曹操奏免了八个。
曹操还有效改善了济南郡多淫祀的情况,拆毁祠屋,“官吏民不得祠祀”,“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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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平定兖州黄巾军,势力上升明显,降服三十余万士兵、一百多万人口,并收纳整编精锐,编为“青州兵”。
这些青州兵成为曹操的武力基础,黄巾农民也成为曹操后来实行屯田的人口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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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成立讨伐董卓联军之时,实力远逊于袁绍,但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实力大增,具备了与袁绍抗衡的资本。
董昭除了劝说张杨交好曹操外,还为曹操谋划了许多事宜,尤其是借曹操名义为其交好多方势力。一是为曹操作书信与长安诸将修好,“各随轻重致殷勤”。张杨也因董昭的游说,与曹操互通使者,“(曹操)遂与西方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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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还都洛阳时,董昭再次假作曹操书信为其谋划,交好“兵马最强而少党援”的杨奉。杨奉为此联合诸将上表曹操为镇东将军,曹操也继承其父曹嵩费亭侯一爵。
通过对东汉末年政治情况的分析,以及董昭早期为官经历的梳理,可以发现董昭及同时期的部分士人择主而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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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它时期,此时期的士人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以及更多的选择对象。但出于“兴复汉室”情结,许多士人选择同军阀合作或暂时虚与委蛇,如荀彧、孔融等。
除董昭外,许多原先袁绍麾下的谋士也转投他处,如荀彧、郭嘉、许攸等,皆是弃袁投曹。士人选择弃袁投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袁绍在用人和纳谏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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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纳谏表》中,在18条献策中,袁绍仅仅采纳了4条,而否定了13条,对麾下谋士的谏言多回以“不从”、“不纳”。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袁绍本传中所言,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
如此情况下,董昭为自身性命与发展,脱离袁绍选择曹操自然是明智之举,正是这样的选择,使得后期曹操能够发展成曹魏政权,奠定了三国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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