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抗美援朝战争，众所周知有五次大规模运动战，其中前三次打得极为顺利，中朝军队扭转了半岛战局。但其实直到1953年7月，这场战争才真正打完，第前五次战役在1951年6月结束，剩下的25个月双方都在打阵地战。
五十年代，阵地战是我军的相对劣势，因为联合国军有海空支援，其陆军武器也有巨大的火力优势，双方面对面进行炮轰，我军在客观实力上其实是很难跟美军匹敌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丢掉几十年来摸索出的战争法宝，放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歼敌打法，而改打异常艰苦的阵地战呢？
其实不是我们想放弃运动战，而是打到第五次战役时，穿插包围的歼敌打法已经很难实施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前两次战役志愿军出击具有很大的突然性和隐蔽性，美军不知道我国派出了多大规模的作战部队，究竟是五千人还是五万人、十万人，敌人短时间内没有摸清，最初美方的情报工作很失败，事实上我军仅第一批入朝的13兵团官兵就达到二十余万人。兵力和战前准备上都有优势，这种情况下，我军分割歼敌自然要容易得多。而从第三次战役开始，联合国军已经基本掌握了我方的兵力规模和打法特点，在敌人有所防备的前提下，很难大量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
第二点原因，美军中将沃克意外身亡后，李奇微成为第8集团军司令，他擅于观察总结，认为我方补给能力存在短板，一波攻势通常不超过7天，就得被迫回收兵力，因此李奇微制定了针对性很强的“磁性战术”，进一步干扰了我军的打击能力和进攻效果，而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也确实下降了。
既然运动战无法坚持，我军怎么和火力占优的敌人打阵地战呢？要知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同样面对强敌，很少采用硬碰硬的阵地战打法，况且美军此时的火力还要远远强于之前的日军和蒋军。正在彭总感到忧虑之时，第五次战役后一位新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到达志司，并且带来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案，令彭总眼前一亮。
这位新到任的副司令员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将军。来到朝鲜后，陈赓充分了解先前志愿军与美军交手的战例，掌握敌人特点并分析形势后向彭总提出建议：我军可以使用坑道战法，与美军相持。陈赓为何会提出打坑道战呢？抗日战争时期，陈赓领导的八路军386旅就是令日军感到最头疼的中国部队之一，当时我军的“地道战”就是一种典型的坑道打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演变，这种打法成了退可守进可攻的御敌良方。
在解放战争中后期，陈赓已经是中原野战军（二野）名将，淮海战役期间我军火力较差，为了尽快歼灭国民党军，中原野战军借助近迫作业的土工打法，给了黄维兵团重击，最终将12万敌军歼灭于双堆集一带；而山西境内的解放进程，也用到了大量的土工作业，华北我军在缺少攻坚火炮的困难条件下，通过这一打法起到了奇效。陈赓此时提出坑道战法，不仅仅是自身战争经验的结晶，更是对美军充分研究后得出的有效办法：二战时期美军十分害怕日军的坑道打法，在塞班岛、硫磺岛等地吃过大亏，伤亡极其惨重。
陈赓提出的打法很切合朝鲜战场实际，得到了彭总的首肯，坑道战成了第二阶段志愿军对付美军的良方。然而面对几十万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要想真正把坑道战落地实施，光有提出战略战术的陈赓将军还不够，更需要能够把坑道建好的专业人才，这个人就是王耀南。
陈赓无人不知，王耀南又是何许人呢？此人虽不是能带兵攻城拔寨的猛将，却是一位有特殊才能的“奇才”，堪称解放军工兵的鼻祖。无论修桥、爆破还是坑道，都是王耀南的擅长领域，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后期，其主持的军事工程先后得到过朱总司令、聂帅、徐帅等人的高度赞誉，在军中是有特殊地位的。
彭总和陈赓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把王耀南从国内请到了朝鲜前线，专门主持修筑坑道工事，帮助志愿军在战争第二阶段对抗火力强大的美军。王耀南在朝期间呕心沥血，把毕生所学倾注在了志愿军工事修筑上，完成了伟大的坑道建设作业。在王耀南的主持下，我军坑道发挥了阵地战中的关键作用，大大减少了伤亡，帮助志愿军有效坚守阵地。
以1952年上甘岭战役为例，美军打出一百九十余万发各型炮弹，飞机掷弹超过五千枚，若没有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想要坚守这样的阵地是不可想象的。陈赓的想法被王耀南落地了，这两位中国将军逼得美军没有办法，只能于1953年签字停战。两年后陈赓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而很少直接上前线打仗的王耀南，也因为特殊的才能和贡献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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