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对自我的审视与对成长的探寻
1990年代以来的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归，就是电影又开始获得“作者”。
第六代导演是“作者电影”在中国的践行者，
他们的影片构成了1980年代至今的亚文化历史图鉴。
第六代导演大多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伤痛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美好的童年时期，他们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之中，旧思想被逐渐瓦解，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来，相对多元开放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在成长时期成为对社会中新思想与新文化狂热的追随者与爱好者。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标志着行动者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文化趣味和消费方式的价值形式”。
萨拉·桑顿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亚文化资本”的概念，由此，初出茅庐的第六代导演常常在影片中以独特敏锐的视角，融入带有自传色彩的成长经历、袒露成长中隐秘的个人经验。
通过自身所熟悉的、区隔于他人的亚文化资本，缅怀已逝的青春，建构自我娱乐式的生活，客观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中青年群体共同的情感诉求和在历史转型时期内心的迷茫与困惑、伤痛与不安。
第六代导演在从影之初，就以傲然独立的姿态存在。
他们有着相对于第五代导演更强的自我表达意识，他们抗拒规训、拒绝统一，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们没有选择进入体制内的电影制片厂，而是选择了一条独立创作的道路，将创作空间完全留给自己。
第六代导演注重将个人人生经验融入到作品中，
他们的电影主角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影片注重表达边缘人物的内心情感与现实生活中的辛酸与无奈。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电影从神圣的艺术走入寻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因为受到自身成长经历与周围环境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大都缺乏故事性和娱乐性，不能契合中国受众的观影心理。
加之市场一直处于第五代导演作品耀眼光芒的笼罩之中，所以第
六代导演另辟蹊径的创作风格常常遭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多重压力与批判
，他们面临着政策环境限制、资金不足的困境，被迫成为地下导演，在国内电影市场中艰难探索。
由此，第六代导演通过在影片加入亚文化符号与事件的方式，来完成对自我的审视与对成长的探寻、确立自身的独立意识与文化身份、抒发在市场经济境遇下躁动和苦闷的情绪，对亚文化的生产也是身处“他者”的第六代导演完成自我成长与超越、走出时代困境的一种必然途径。
对焦虑的排解与对青春的呐喊
管虎在影片《头发乱了》中的一个隐蔽处用篆体打了“八七”二字，显示出第六代导演一方面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新的一代，以此证明某种东西或者超越某种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代际的差异而感到焦虑。
第六代导演的艺术坚守，使得他们无法像第五代导演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纯商业化、产业化的电影复制中去。他们的创作主题少有明确的教化
，影像中充满了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痛苦与迷茫的个体形象。
因为被禁与被误读，他们长期游离在中国电影体制生产之外，形成了反叛、先锋的电影姿态。面对主流的排斥与权力的打压，他们极力想通过电影语言来排解内心的焦虑与迷茫，由此影片中的亚文化生产象征着个体对焦虑的排解。
改革开放后的黄金十年里，自由民主的国外思潮和消费文化涌入中国，年轻人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开始穿喇叭裤、跳霹雳舞、烫起了头发、抽进口香烟，感受着自由与自我，
第六代导演的青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开启的。
中
国影坛在制造第五代导演辉煌的同时，第六代导演如同一股暗流
，带着青春的朝气在电影的道路上逐步探索，在影片中反复书写着个人的青春经验，冲破主流文化对身体的规训，高举青年亚文化的旗帜，共同致力于营造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电影语境。
如《站台》与《长大成人》中关于1980年代的青春、《北京杂种》《头发乱了》《周末情人》中关于1990年代的青春，《任逍遥》与《十七岁的单车》关于21世纪初的青春。
第六代导演的影片具有明显的青年亚文化特征
，不仅是对曾经美好肆意青春的怀念，更是对权力压制下残酷青春的呐喊.第六代导演因为不禁允许便带着作品私自出海，使得他们在国内受到了国家的严厉惩罚，因七君子事件。
第六代导演被禁止再拍摄电影，他们想撑起一片“坏孩子”的天空、勇敢抗争，却被淹没在第五代的辉煌与权力的压制下，身份迷失、挫败与无力成为第六代导演青春困顿的表征。
第六代导演的青春亦美好亦充满伤痕，他们通过亚文化生产谱写青春的残酷物语，在被权力压制下的青春中激情呐喊，宣泄着青春艰难处境下的不满、迷茫与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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