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宰府是古代日本统管西海道九国二岛军政、民政事务,并具有外交管理功能的机构,其所在的日本九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的前沿,也是古代日本摄取大陆先进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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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宰府不仅是古代日本重要的地方行政官衙,更因其接近朝鲜半岛及中国,大宰府同时也发挥着处理外交事务的功能,并且随着古代日本与大陆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大宰府在外交上所承担的角色愈加重要。
大宰府的起源
在现存文献中,“大宰”一语最早出现于中国上古时期的文献《周礼》中。
《周礼》卷一·《天官冢宰》中载:“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大宰”是一个掌管百官的高级官职。
关于古代日本大宰府的起源,日本史学界可谓诸说纷纭,一直未有定论。
概略而言,学界关于大宰府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看法认为其最早可以追溯到邪马台国时代的“一大率”。
但是,由于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推进,这种看法越来越受到学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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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认为那津官家是大宰府的真正起源,持此观点的以竹冈胜也为代表。
竹冈氏在其《上代的大宰府》一文中,从大宰府的建设、发展、构造、内乱和外寇、天满宫的建成、大宰府与上代文化等若干个方面较系统地考察了大宰府的历史。
竹冈氏认为大宰府的起源,是设置于宣化天皇元年的那津官家。
“那津官家的职掌之一就是迎外客,而从后来官家未被迁移至他处这一点来看,筑紫大宰府或大宰帅的名称应该出自官家”,并于“白村江战役”翌年又被赋以国防上的责任的。
竹冈氏的观点至今在学界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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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看法是津田左右吉提出的,认为大宰府成立于持统天皇时期。
津田在论述“大化以降地方官制——总领”时论及筑紫大宰名称时,认为“筑紫率或筑紫帅是在近江令成立前的名称,大宰是近江令所规定的,大宰帅也是据持统天皇时代之令而设的。”
而且,津田进一步认为,“大宰最初是作为长官之名,而后被作为官衙名称的”,“大宰府之名称是据持统朝之令而来,原来筑紫大宰就掌管筑紫国事务,而筑紫国司与大宰府从来就是分立的两者”。
大宰府的成立
推古十七年是中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在此前一年,隋遣使文林郎裴世清赴日。
隋朝建立伊始,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随即向隋朝贡,而倭国是在开皇二十年(600)第一次向隋派遣使者的。
第二次遣隋使是在大业三年(607),推古天皇十五年,遣小野妹子及通事鞍作福利赴隋,即《隋书·倭国传》记载的“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那次,造成了“帝览之不悦”令“勿复以闻”的结果。
但是,让后世颇为不解的是,隋炀帝虽“不悦”却仍于翌年遣裴世清使于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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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古代外交史上,此次隋使赴日是自倭五王时代之后,时隔约一个世纪之久的一次重要外交接触。
此次遣使具有隋王朝试图将倭国重新纳入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的意义。
而对于倭国而言,在东亚局势出现新变动的背景下,实现其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的愿望,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所以对于此次隋使赴日,日本极为重视。
裴世清抵达倭后,被暂安置于筑紫,日本朝廷随即遣吉士雄成前往欢迎并引导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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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照推理在筑紫就应该有某种设施或场馆是作为安置隋使的地方,以便于双方就某些问题沟通,而且隋使归来时也需有下榻的场馆。
从长远考虑,为了更及时地了解隋及朝鲜半岛动向,倭应该有一个应对的机构设于筑紫才合理。
按此逻辑推理,在隋使来之前就应该存在着一个这样的机构,是专事应对朝鲜半岛诸国及中国的外事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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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纪》持统天皇五年(691)正月丙戌条为后世确定大宰府的成立期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依据。
条载:“诏曰:直广肆筑紫史益,拜筑紫大宰府典以来,于今二十九年矣。以清白忠诚,不敢怠惰.是故赐食封五十户、絁十五匹、绵二十五屯、布五十端、稻五千束”。
持统天皇五年向上回溯二十九年是天智天皇元年,即公元662年。
据此条可以知道,至迟这个时间就已经设立了大宰府这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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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诏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时间,但仍然无法确定该时间一定就是成立大宰府的最初时间。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推断,大宰府的正式成立应该是在隋使裴世清赴日的推古十六年(608)至天智天皇元年(662)左右的一段时期。
大宰府职能的变化与东亚情势
作为大宰府机构前身的那津官家,其设立的初衷就是为应对朝鲜半岛形势变化的。
在其机构功能上,军事方面的考量明显重于外交职能,反映了倭国试图采取军事行为的对外意识倾向。
然而,随着大陆上隋政权的出现,尤其是隋经略西北和统一全国之后,东亚国际形势开始从多国势力抗衡向以隋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
在对外关系上,隋王朝着手重新恢复自汉之后瓦解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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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战胜匈奴之后,东方世界的国家或民族间关系就是以汉朝为轴心展开的。
这时期的国家间关系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中国为中心;第二,以文化(语言、文字、制度、礼仪等)传播为纽带;第三,通过册封等形式建立上下君臣关系和交往的道义原则;第四,政治上的服从与军事上的占领相结合等”。
历来受中国影响巨大的朝鲜半岛和倭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都力争在新秩序中占得先机。
倭国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外交方略,由准备军事斗争转变为积极外交接触。
于是,才有了倭国在时隔近百年之后的遣使入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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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大业三年(607)的倭使入隋引发关注。
尽管此次因国书措辞问题而导致了隋炀帝的不悦,但仍于翌年遣使赴倭。
如前所述,此次隋倭接触在东亚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性的意义,对于倭国而言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展示形象,争取战略主动的机会。
以此为契机,以军事管理职能为主的那津官家,又被赋予了内外使节迎送的功能。这可以看作是大宰府职能的一次重要调整。
但是,在天智二年的“白村江之战”中,倭国为唐罗联军所败,被迫从朝鲜半岛全面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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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前沿的筑紫的军事环境发生激变,尤其是担心唐罗联军的进攻,倭国再度强化了以筑紫为中心的国防战略,当然作为其核心的筑紫大宰在军事职能方面的比重必然增大。
而大宰府再次在外交职能方面引人注意,是在天智三年唐使郭务悰的赴日。
此次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使的到来,对于倭国而言不仅仅是简单地恢复与唐及新罗的外交问题,而是一个重要且紧急的外交难题。
倭国似乎不曾料想到唐使会在战后迅即造访,对此显然准备不足。在大宰府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朝廷才派遣中臣内臣和沙门智祥前往设飨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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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接待唐使中,倭国朝廷可谓煞费心机,顾虑到郭务悰非唐天子所遣,为了不失颜面,朝廷未让唐使一行入京,但又不想丧失此次外交接触的良机,因此只得发挥大宰府作为外交窗口的功能。
尽管在接待唐使中,大宰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宰府在军事职能方面的削弱。
天武元年(672)六月发生“壬申之乱”时,朝廷曾向吉备国及筑紫派遣征兵使,但时筑紫大宰栗隈王对来使言:“筑紫国者,元戍边贼之难也。其峻城深隍,临海守者,岂为内贼耶。今畏命而发军,则国空矣。若不意之外,有仓卒之事,顿社稷倾之。然后,虽百杀臣,何益焉。岂敢背德耶。輙不动兵者,其是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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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即使在战争已过去十年的当时,国防问题依然放在优先于朝廷内部问题的高度上。
而且在后来的天武十四年,还能看到筑紫大宰向朝廷请配备“储用物”的记载,朝廷依所请配送了大量的箭竹等军事物资。由此,大宰府在军事职能方面的重要性可窥一斑。
从为军事斗争而设置那津官家,到迎送隋使时被赋予的外交职能,再到唐使一行的接待,说明了大宰府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的机能侧重不同,但无论是哪一种机能都与东亚局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反映了在东亚世界出现大变动、大整合的情势下,古代日本试图以军事行动恢复在朝鲜半岛势力无果后,又欲通过外交手段借隋之远威实现国家利益的对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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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种尝试均未达到目的时,倭国转而调整策略,出现了谋求军事解决的意识倾向,希望趁大战之际,恢复在朝鲜半岛的势力。
然而,倭国是在缺乏对形势准确估量的情况下,贸然卷入到了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战争中,其结果可想而知。
战败后的倭国从朝鲜半岛全面撤退,随之大宰府的军事职能亦被再度强化。
白村江之战后,东亚的世界秩序逐渐被确立下来,局势渐趋平稳。
直至天平十四年(742)被废止时,在律令制下大宰府承担着军事职能的同时,兼顾发挥着外交上的功能。
结语
通过对大宰府的起源、设立过程、成立期,以及职能变化的考察,明确了宣化天皇设置“那津官家”于筑紫的真正意图,是因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关系恶化,企图用兵于朝鲜半岛,准备将其作为后援基地的,即那津官家从一开始就具有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而设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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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王朝政权巩固后,试图重构汉以来的“世界秩序”,东亚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此时倭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原王朝和朝鲜半岛的压力,不失时机地遣使入隋,并趁隋使赴日之际,高规格礼遇隋使以借隋的远威增强国家影响力。
如果说那津官家的设置是倭国在当时所处国际环境条件下一种被动的行为选择,那么大宰府的设置则是古代日本积极面对国际挑战,采取灵活外交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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