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已定居于北京的前国民党将领、时任新中国水利部参事郑洞国，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碧莲离婚了，给这段持续了20年之久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离婚是陈碧莲提出来的。在那个年代，离婚还是很罕见的事情，尤其是由女方提出。陈碧莲不顾郑洞国的挽留和娘家亲人的劝阻，执意要离婚。
       表面上的理由，是久居南方的陈碧莲不想迁去北京定居，说自己不习惯那里的寒冷的气候和干燥的水土。


       真实的原因，外人始终不得而知。但一直有人猜测，是陈碧莲嫌弃郑洞国的工资少，没过去当国民党将领时那么有钱了，结果移情别恋……
       那年陈碧莲大约36岁，离婚后的她没多久就组建了新的家庭，嫁给了一位小有资产的上海商人。
       那时，郑陈二人的感情确实出现了裂痕，但是否真如外人猜测一般，是陈碧莲嫌贫爱富、另结新欢，实际情况难说得很。
       但郑洞国与陈碧莲这一世的缘分与情义，却颇耐人寻味。


       一、恩爱夫妻，分道扬镳
       郑洞国与陈碧莲相识于1933年，那一年郑洞国30岁，陈碧莲17岁。一个是刚过而立之年、英武有为的军官；一个是正值豆蔻年华、明媚柔美的少女。
       就如那些动人的爱情小说中描述的那样，男女主角的姻缘就此开始书写。
       彼时是抗日战争早期，郑洞国刚刚结束了著名的“长城抗战”战斗，从战场上退下来回到后方休整。途中路过南京时，郑洞国便去拜访了自己的同乡——同为湖南常德石门人的肖忠贞。
       到了肖宅，刚巧赶上肖夫人的堂妹也来做客——这个姑娘便是陈碧莲。郑陈二人便这样相识了。


       陈碧莲是江西上饶人，她的父亲陈鸿藻在当时的教育界、法律界都颇有声望，年轻时曾赴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学，留学时就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民主革命党人。
       成长于书香门第的陈碧莲，家境殷实，家学深厚，从小她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容貌姣好，气质娴雅，还颇具学识，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写一手娟秀的小楷。


       与之不同的是，郑洞国是农家出身。
       但年少时天资聪颖，又敢于闯荡，21岁时便考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广州黄埔军校，成为了后来名将辈出的“黄埔一期”学员，自那以后就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家世、阅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初次见面竟相谈甚欢，彼此都顿生好感，可谓一见钟情。情投意合的二人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但这不是郑洞国的初婚。
       郑洞国向陈碧莲坦言，在他14岁还在中学读书时，家里就给他相中了一个大他8岁的女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郑洞国接受了这门亲事，这个原配妻子名叫覃腊娥。


       覃腊娥是典型的旧式妇女，没念过什么书，也不识几个字，但品性贤淑且明事理。嫁给郑洞国后夫妻二人相互也礼敬有加，两人育有1女2子，共3个孩子，日子过得也是恩爱和睦。
       那时，郑洞国常年在外带兵打仗，覃腊娥就替丈夫留在湖南家中照料一家老小。
       可是，就在郑洞国27岁这年，他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中原大战”期间，在武昌的家中的覃腊娥因为一场严重的风寒病故了。
       家里人不影响郑洞国，直至那次战争结束后才敢将消息告诉他。听闻噩耗的郑洞国一度晕厥过去，醒来之后悲泣不止。虽然是一桩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但郑洞国对这位发妻感念极深。


       郑洞国对亡妻如此用情至深，也打动了陈碧莲，她觉得自己即将要嫁的这个人定是不错的。
       成为郑洞国的妻子后，陈碧莲明朗外向的性格照亮了郑洞国的生活，也在郑洞国的事业上给了他许多助力。
       她不是覃腊娥那样的传统女性，但也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不论是生活上还是人际往来上，都是郑洞国的贤内助。


       1939年，郑洞国率部在广西与日军作战。一场艰难的血战结束后，国家发放了一笔给阵亡将士的抚恤金，但实际上那点钱用于照拂那些牺牲将士的家眷们简直是杯水车薪，军中便号召连以上的军官们捐款以作补充。
       此时陈碧莲正巧随其他眷属们在前线慰问劳军。听闻捐款之事，她便主动向郑洞国提议：
       “将士们在战场上拼命已是不易，就不要让他们再出钱了。这笔钱由我们来出吧。”
       郑洞国有些惊讶，但也深以为然。
       “说得对。那你看看我们的积蓄有多少，然后就按你说的办。”
       此事为郑洞国夫妇在军中赢得了美誉，一时传为佳话，一提起“郑夫人”尽是褒奖之词。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调任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兼京沪卫戍副司令，夫妇二人由此搬家并定居于上海，结束了四处征战、长期分居的生活。
       上海名流汇集的社会环境，让出身名门、性格开朗的陈碧莲如鱼得水。
       在军中身居要职的郑洞国，家中宾客开始多了起来。陈碧莲是一位热情好客的女主人，夫妇二人有时也会盛装出席各种宴会、沙龙，陈碧莲的大方得体，在人情往来方面帮了郑洞国很多。
       在对待郑洞国的部属们，因为郑洞国与他们情同手足，陈碧莲也很好地担当起了“大嫂”的角色，在生活方面会替郑丈夫顾那些亲人不在身边的弟兄们，有时还会留他们在家中长住。


       然而这样舒适、风光的日子没过几个月——1945年11月，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开始了。
       郑洞国昔日黄埔一期的同学兼好友杜聿明被委任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但在内战开始的三个月后，杜聿明便因病重从前线撤下，蒋介石便指派郑洞国接替主持东北军务。
       1946年3月，郑洞国飞赴辽宁锦州，陈碧莲则留在了上海。
       夫妇二人又开始了天各一方的生活。


       二、历经沧桑，破镜难圆
       令夫妇二人没想到的是，郑洞国此去东北数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再回到上海。
       在郑洞国驻守东北期间，远在上海的陈碧莲无时无刻不担忧着丈夫的安危。
       期间，她给郑洞国写了封信，信中既有对丈夫的思念，亦埋怨对郑洞国对“党国”的愚忠。
       当时的邮路阻断，这封信只能随补给物资空投给在东北战场的郑洞国。结果空投偏离目标区域，信件被解放军截获，这封“家书”一度成为了针对国军进行反战宣传的有力材料。


       到了后期，郑洞国困守长春许久，终难挽国民党军队败退颓势。在1948年10月21日，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后不久，原想在战场上为“党国”尽忠的郑洞国，在下属的挟持下无奈选择投诚。
       起初，郑洞国的思想和情绪一时半会还未扭转过来，既不想继续打仗，也不想为新政府工作。他不愿意成为国共两方博弈角力的工具，便提出了“不上广播和新闻，不参加公开活动”的要求。
       共产党的将领和领导人们尊重郑洞国的选择，将他低调地安排在哈尔滨生活。
       陈碧莲和其他在上海的家人也因此一直未能得到有关郑洞国的讯息。


       但不久后，国民党的报纸上却刊登出郑洞国“壮烈成仁”的消息，这一度让陈碧莲痛不欲生。
       好在，一个与郑洞国一同投诚军官后来被遣送回上海，他向陈碧莲送去了真实的消息。得知郑洞国还活着，才让陈碧莲又重燃希望。
       直到上海解放，陈碧莲和郑洞国总算恢复了通信联系。
       1950年8月，郑洞国因健康原因终于有机会前往上海就医，这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中。


       在家赋闲两年左右，到了195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郑洞国接受了为他安排的水利部的一份工作，准备举家迁往北京。
       可就是在这时，郑洞国与陈碧莲的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
       如本文开篇所叙，陈碧莲不愿随丈夫前往北京，提出了离婚。
       或许是因为战争岁月的磋磨，曾经的深情被成年累月的担惊受怕消磨殆尽；
       也或许是因为身份地位的巨大落差，原来风光恣意的将军夫人如今只落得是个“冷衙门”干部的配偶；
       亦或是郑洞国在东北遭遇的“滑铁卢”，使陈碧莲对丈夫的仕途发展不再抱有希望……


       20年的婚姻，有人能彼此扶持，走向白头偕老，也会有人各自盘算，最终劳燕分飞。个中缘由，只有当事人自己明了。
       不论怎样，陈碧莲既然已经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强扭的瓜不甜，郑洞国尽管感到心凉，最终也只得决定放手，各生安好。
       二人离婚后的3年里，很快都各自再婚。
       陈碧莲嫁给了上海一位姓钟的富商，郑洞国后经人介绍与杭州女子顾贤娟结婚。
       然而世事难料，陈碧莲再婚后，并未能如愿过上想象中的富足生活。


       起初，在建国初期的大环境下，钟家的产业接受了公私合营，夫妻俩靠着定息生活，日子还算富裕安稳。
       但后来，钟家发生了巨大变故。先是钟某进了监狱，夫妇二人失去了绝大部分的家产。未曾想，好不容易陈碧莲熬到丈夫出狱，却又紧接着经历了60年代的那场浩劫。
       他们在上海生活不下去了，被迫迁至苏州乡下。两人都没有工作，只得靠着陈碧莲变卖和郑洞国离婚时分得那点财物勉强生活。
       可最终，丈夫还是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留陈碧莲一人在世上孤苦生活。


       但曾经的洋房别墅早已不属于她，直到1980年代，她都住在上海闸北贫民区一幢旧楼的小房间里，靠着娘家弟弟的帮衬过活。
       如果说与郑洞国结婚的20年让陈碧莲享受了美满婚姻和荣华富贵的幸福生活，离婚后的这20年则让她尝尽了人生一落千丈的狼藉和疾苦。


       也恰巧是在她离婚后的第20个年头，1972年，当陈碧莲得知郑洞国的第三任妻子病故，她专程前往北京看望郑洞国。
       陈碧莲此行，其实是抱着与郑洞国复婚的目的。
       郑洞国知晓陈碧莲这些年的遭受的所有不幸，也知道她当时境遇困顿，但对复婚一事只字不谈
       。
       当时，陈碧莲来京暂居于友人家中。郑洞国未邀请她到家中做客，只是前去友人家中探望陈碧莲一番，此行还是在他与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女儿——郑玉安的陪同下前往的。
       陈碧莲见状，郑洞国的态度不言而喻，最终失落返回上海，复婚之事她也就再未提起。
       那之后，陈碧莲再次出现在郑洞国及其家人面前，已是在1991年郑洞国的追悼会上。


       三、爱恨难辨，往事如烟
       在世人看来，当年陈碧莲执意离婚抛弃丈夫，落魄之后又寻前夫追求复婚，是覆水难收。
       但尽管郑洞国未答应与陈碧莲复合，他们却并未因离异而从此形同陌路，反而是在离婚后始终保持着朋友间的情谊。
       在1950年代中后期，也是他们二人各自刚重新组建家庭后的头几年，郑洞国几次去上海出差时，陈碧莲都会前去宾馆探望他。


       到了1980年代，当时陈碧莲在上海生活窘迫，郑洞国也曾出面托人为其安排工作。郑洞国与发妻的几个儿女和孙辈，也一直与陈碧莲保持着联系。
       郑洞国的孙子郑建邦，尽管与陈碧莲及其娘家并无血缘关系，也还亲切地称陈碧莲这位继祖母为“上海奶奶”，管陈碧莲的胞弟陈泽森叫“泽森舅公”，每每去到上海都会去拜会这两位长辈，郑陈两家像亲戚一样地来往着。
       晚年时的陈碧莲也曾坦言，当年决定与郑洞国离婚是一个错误，她将其归咎为自己年轻时的冲动和草率。但只有经历了人生起起伏伏，再回头看时，才能拾得起曾经哪些是被自己遗失的美好。


       郑洞国显然也始终无法对这段感情释怀。
       陈碧莲离他而去，对他是伤害，他也会怨恨，所以当陈碧莲想回头时，他表现出了冷漠；当别人劝说他、想要撮合他们复合时，他会不悦地回绝。
       这是一个被抛弃者在用决绝的方式维护自己的自尊。
       但他也怀念，在他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年纪里，那个初见便让他怦然心动的女子也为他倾注了她最绚丽的青春韶华。他们相伴一起走到了彼此人生中最灿烂的顶峰，一同见证过幸福最美的样子。


       他的心底愿意为她保留着一份深沉的温柔。
       也因此，尽管伤心分手，每次她前来探望，他不会避而不见；家人与她保持往来，他并不阻拦；闻得别人提起她的近况，他也从不打断，只是静静听着有关她的一切。
       这样，他便与她始终保有某种联系，她就没有彻底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他们婚姻只维持了20年，但他们对彼此的这份情感，却以一种难以言明的方式在他们的整个后半生中一直延续。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不久，已经75岁高龄的陈碧莲专程从上海奔赴至北京。
       在郑洞国的追悼会上，陈碧莲身着一身优雅的黑衣与一条精心搭配的黑丝巾，使她一如往昔的端庄气质显得十分出众。
       如此用心，陈碧莲只为能以最美丽的样子，给这个她曾深爱过、遗憾过的男人送上最后一程。
       夫妻一场，虽未共度余生，但能以友人的身份前来道别，也许亦是一份情缘的善始善终。
       参考资料：
       [1]郑建邦，胡耀平.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124-405
       [2]团结出版社《上海奶奶故事》：
       http://www.tjpress.com/folder496/folder179/folder188/2019-03-14/21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