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无法想象，这是一张“抠”出来的“证件照”，照片中的他身着普通的中山装，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更是十分明显。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很少面对镜头。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镜头前的他带着一丝羞怯和温柔，努力地笑着。
如果再认真一些，就不难发现这张“证件照”里面的“瑕疵”，那便是他脸色苍白，在嘴角处还有一小块红色的东西。事实上，在拍摄合影时，他已经患有了晚期直肠癌，而嘴边的那一抹红，正是从口中流出还未干透的血迹。
那段时间内，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身体处于极度的虚弱，而他依然如往常一样，一边化疗一边牵挂着他的事业。他就是我们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今天，安享太平生活的我们，或许很难体会到这项事业的意义。
邓稼先学业有成的时候，正赶上了人类疯狂至极的年代。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十几年，美苏就爆炸了近千个核装置，将世界悬于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每每想到此，想到我们的祖国也受着这把利剑的威胁，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布满了防空洞，人民东躲西藏，哪怕是小学生都在反反复复接受核武器的应对训练后，他便立下了明志，一定要结束两极势力的核讹诈之痛。
打铁还需自身硬，唯有铸就好我们的盾牌，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全感，这就是核事业的意义。
那一年，邓稼先与妻子匆匆而别，只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再穷，也要有一条打狗棒”。邓稼先投身核事业后，经常用这句话来勉励着自己和同事。然而，现实终究是现实，核事业的开始阶段，正处于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不但没有基本的仪器设备，食宿条件也是极为艰苦。
而邓稼先等科研人员面对的不只是这些，他奔赴茫茫戈壁的那一年，一个名叫“巴黎统筹委员会”中的“中国委员会”已经挂牌成立了9年。这个机构成立的目的就是，封锁所有我国能接触到的西方高科技的所有渠道。他们叫嚣着：“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
同样是那一年，苏联不仅撤走了专家，还撕毁了协议，堵上了中国科技同外界交流的唯一途径，临走之际，他们同样留下了一句话：“离开了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造出原子弹。”
一时间，我国的核事业进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人才、时间、支持，是样样俱缺。今天我们所能想象到感受到的任何困难，都无法与当年他们曾面临的相提并论。但中国人向来都不缺一样东西，那就是志气，邓稼先他们亦是如此。为了将“卡脖子”的这一刻深深烙在心里，邓稼先他们将核事业取名“596”，以此铭记1959年6月。不过，光靠“喊口号”、“打鸡血”是造不出原子弹的。
在整个事业最困难最看不到希望的那年，邓稼先在参与周密调研论证之后，向国家打上了一份带有希望之光的报告：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投入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的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如统一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全国性的大合作，那么在3年内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毫无疑问，邓稼先的报告，如同透过阴霾的阳光，一时间，所有科研人员的信心倍增。
苏联专家撤走时，曾留下一个高机密参数的数值，在当时看来，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计算出与之接近的数值，那么离成功就不远了。可无论工作人员怎么核算，就是算不出那个数值。邓稼先得知后，亲自上阵，先后艰苦核算了9次，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且难以置信的结论：所谓高机密参数的数值是错的，我们的计算结果才是正确的。就这样，权威迷信的束缚，被邓稼先严谨细致的过程以及科学的结论，所打破。
在一次实验中，有枚装置摔碎了。就在大家都面对辐射踌躇不前，无人敢去的时候，邓稼先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对他们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而后，邓稼先独自进入了那片死亡之地。很快，他找到了那块散发着射线的东西，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奇迹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唯有一些人不计一切地隐忍和付出，才有创造奇迹的可能。1964年10月16日，蘑菇云腾空而起，响彻华夏，为我们这个曾经饱受磨难的祖国，树立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2年零8个月后，另一颗更为巨大的蘑菇云也在这片戈壁上升起。两弹一出，世界震惊，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
1986年7月29日，两弹元勋邓稼先，由于生前承受了太多的核辐射伤害，与世长辞，年仅62岁。
临终之际，邓稼先留下了一句催人奋进的话：“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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