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班”之称,源自高丽时期的宫中朝会。
高丽时期,国王模仿中国历代王朝皇帝南面听政的惯例,也朝南而坐。参加朝会的大臣面向国王,分立于左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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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右侧,即东侧的为文官;位于左侧,即西侧的为武官。
“两班”即文班和武班的合称,亦即官人。
高丽王国的“两班”
高丽建国时期的文武两班大体上由开国功臣、地方豪族、新罗六头品系组成。
光宗(950~975)时为了加强高丽王室的权力,大力推进改革,铲除了开国功臣这一权臣集团,并于958年接纳中国儒者的建议,实行科举制,使新的豪族势力大举涌入政界。
成宗(982~997)出于抑制新兴豪族、巩固王权的需要,将中央官人豪族外派于地方十二牧,担任州、府、郡、县的吏职,使其成为乡吏两班。
这样,高丽豪族(乡吏)和新罗六头品系两班成为高丽初期两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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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武两班的总称,两班的外延本来只限于在位的两班官吏。
但由于两班官吏的子孙及其家族也享受诸多特权和便利,且以家族血统直接获得官职的荫叙制和特殊的科举准备教育机关——私学的产生,使两班家族越来越成为两班队伍的主要来源。
加上两班家族又通过和王室及两班相互间封闭的婚姻关系逐渐成长为门阀贵族势力,使两班从最初的单指文武两班官人的官职概念发展到指称两班及其家族的贵族身份的概念。
朝鲜王朝的“两班”
推翻高丽王朝而诞生的朝鲜王朝的执权两班首先开始了对社会身份的重新改编。
其主要措施就是对两班与乡吏、胥吏、技术官吏乃至两班的庶孽进行了区分。
高丽时期两班的主要供给源是乡吏,他们通过科举和吏职源源不断地上升为两班。
朝鲜王朝初期则对此进行了严格控制,即通过严格限制乡吏的科举应试资格,强制将添职二品以下、现职三品以下未在国家登科或无立功者从两班官僚还原为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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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取消乡吏的外邑田,制定乡吏惩处法,设立监督乡吏的留乡所,通过这些重要措施,对高丽时期的下层两班层进行了整顿。
不仅如此,还对胥吏、技术官吏,甚至于两班的庶孽也进行了降格,使他们成为与两班相区别的下层身份,致使高丽时的两班被分化为上层统治身份的两班和下层吏职的中人。
高丽朝鲜“两班”的区别
高丽两班和朝鲜两班虽然同样是指称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统治阶层,但两者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高丽两班本质上是以两班官职为核心形成的。
尽管高丽两班也有指称两班及其家族的内涵,但是指称身份阶层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身份阶层与官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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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朝鲜两班从一开始就从制度上将两班之“官”与“职”做了区别,对乡吏、技术官、庶孽等下级统治身份进行了降格,突出了两班作为最高统治身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内涵。
第二,由于高丽两班身份主要是围绕官职形成的,因此,高丽时期担任着或曾经担任了官职的就是两班,它与两班的学问、德行及专有文化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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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王朝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功臣豪族、门阀贵族、权门贵族的事实就说明,这些贵族两班主要是以有形官职的获取与否为基础的政治身份和客观标志。
而朝鲜两班虽然也是以法定的社会政治身份为基础,但随着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官僚体制的完善和朱子学的传入及发展,两班身份的法定内涵逐渐向社会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发展,使得朝鲜成为有别于高丽的两班文化社会。
受到“朱子学”影响
刚刚建立的朝鲜王朝基本上沿袭了高丽的中央集权制度,因此,社会结构及体制模式很快定型。
而且经过太宗(1401~1418)强有力的政治统治,不仅迅速结束了其初期的政治动乱而走向稳定,还形成了远比高丽封建王朝更为集权的统治王朝,这使得其对于政治秩序和权力合法性进行支撑的思想理论需求就更为明确和迫切了。
于是,朱子学的现实功用很快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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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道传、权近等一批学者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一方面从政治上解除了高丽佛教的精神统驭能力；
另一方面又从政治、思想、理论上将朱子学全面推向了社会文化的中心,致使高丽时期只是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的儒教，在朝鲜王朝的朱子学阶段,成为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的价值理念及其生活文化的基础。
而这种结果的产生,与两班尤其是在地两班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朝鲜两班文化的特征
朝鲜两班作为统治阶层特权的代名词,是统治阶级身份的法定概念。
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两班有在京两班(京班)和在地两班(乡班)两种不同的类型。
在京两班大多是两班中的名门,他们在汉城及其周边地区世代定居,形成名门望族,培育出很多中科举者,担任政府高官的人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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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能够代表朝鲜两班特有文化的还不是这些在京两班,而是在两班中占压倒多数的在地两班。正是他们的存在及其生活方式,典型地反映了朝鲜两班文化独有的特点。
朝鲜在地两班是在朝鲜特有的历史背景中成为永久地选择了农村的在乡“士”阶层。那么,这些在乡之“士”作为朝鲜两班的主力军,是如何典型地反映了朝鲜两班文化的特征的呢？
首先,朝鲜两班的存在是建立在土地和奴婢的劳动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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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两班绝大部分都是拥有土地的中小地主,而他们的土地完全靠私有奴婢的劳动耕作。不仅农田的耕作,就连两班的日常生活起居等杂务也都依赖奴婢的劳动。
所以,奴婢的有无直接成为两班身份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两班没有奴婢,就不可能维护自己的身份,也不会被社会所认可。
因此,朝鲜封建社会有数量庞大的奴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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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朝鲜两班是职业读书人。
由于大量奴婢的存在,两班成为完全摆脱了生产劳动的有闲阶级。作为脱离生产劳动的有闲阶级,他们置身的领域只能是文化,而朱子学的价值体系正好成为作为有闲阶级的两班维持社会统治地位的有利工具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食粮。
这样,朱子学与朝鲜两班文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读《四书》、学《五经》,应试科举,成为有闲两班主要的生活内容和毕生追求。
本质是统治手段
可以说,朝鲜社会是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和一元的静态农业经济始终成为主导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意识形态化价值体系的朱子学就成为满足社会的统治者和支撑这个统治的两班“士”阶层需要的工具而得到了双向的加固。
这样,统治者极力推行朱子学,以求稳定的社会秩序,两班“士”阶层作为职业的朱子学文化的学习实践者,既受惠于这个制度,又维护了这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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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中国儒家文化主要是以科举形式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以流动的知识分子个人的内在修养成为社会道德力量的源泉,那么,在朝鲜的儒教文化不仅以科举形式实现了与国家权力的结合,而且还以系统的制度文化,通过在地两班这一广泛长久的非流动的社会阶层,深入到社会的其他领域,特别是下层民间社会。
结果,朝鲜儒学的价值体现逐渐淡化了为社会结构关键部位的政治权力系统提供支持的功能,而更多为建立作为精神资源的价值理性做出了可能的支持。
这主要表现在在地两班营造的自治组织、家族集结、生活文化三个方面。
首先看在地两班的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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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地两班的“先天出身”是乡吏,他们在地方有着自己雄厚的生活基础;又由于他们的“后天出身”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曾经出仕为官的人,他们身上具有地方乡吏所不具有的贵族文化因素。因此,他们与地方乡吏势力相比,先天具有身份及文化上的优势。
再看在地两班的家族集结。
如上所述,在地两班与同族聚居地是一个过程产生的两个结果。同族聚居地一般是以曾出仕过中央政界的入乡初祖或具有显赫功绩和名望的人物为始祖的子孙们集结于祖宗麾下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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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普及和《朱子家礼》的制度化,使朝鲜的血缘宗法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血缘成为唯一的社会身份来源。因此,两班们要充分利用祖先的历史资源,通过明确传承于祖先的血缘系统,建立以长子、宗孙为中心的门中组织,对内实现家族集结,对外实现与其他身份的区别。
最后,我们来看看在地两班以冠婚丧祭为形式的生活文化。
朝鲜王朝时期,随着朱子学被确立为国家政教的基本纲领,《朱子家礼》成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最初从王室开始,“定都之初,首建宗庙以奉时祀”(太祖实录卷十一),并率先以《朱子家礼》行冠婚丧祭之礼,又及朝廷重臣家庭,后至士大夫一律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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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15世纪,由于高丽时期的“男归女家婚”、“子女均分相续”、“子女轮回奉祀”等习俗和基于佛教、民间信仰的丧祭礼的广泛存在,《朱子家礼》还很难迅速得到普及。
但是随着国家的强力推行和两班社会的稳定,至16世纪中叶开始,《朱子家礼》已经在两班阶层中广泛遵行。到了朝鲜王朝后期,两班社会不仅在冠婚丧祭等人伦大事上,就连日常生活诸方面也都以儒教礼法和伦理规范加以践行。
结语
由于在地两班是扎根于地方、生活于庶民中间的“指导者”,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也直接影响了朝鲜王朝的基层社会,使两班的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争相效仿的生活方式。
因此,儒家文化通过两班阶层深深扎根于朝鲜王朝,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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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这种现象的出现及其成熟发展,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传入和发展密不可分。
因此,可以说朝鲜王朝一元的中央集权社会对朱子学的特别倾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朱子学的价值体系又最适合两班社会的价值追求,致使朱子学和两班社会成为朝鲜封建王朝体制稳定的两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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