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蜀道不仅是唐朝统一强大和治国安邦的基地 , 而且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交通线之一。
几乎历代唐朝皇帝都极为重视蜀道 , 唐玄宗、德宗、僖宗三次经蜀道出奔 , 并且都安然返京。唐朝皇帝关注蜀道 , 不仅确保了国家安全 , 而且促进了西部经济文化的繁荣。
蜀道扬一益二，帝王加以重视
唐朝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封建王朝, 也是中国西部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沟通大西北与大西南, 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千里蜀道, 不仅是唐朝统一强大和治国安邦的基地, 而且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交通线之一。
因此, 几乎历代唐朝皇帝都极为重视蜀道。唐高祖时, 修复骆谷道，此后太宗、玄宗、宪宗、敬宗、文宗、宣宗、僖宗朝, 先后在褒斜道等蜀道线上设置驿馆、整治道路、改移路线。玄宗开元年间, 开辟了荔枝道;宣宗大中年间, 开辟了文川道;玄宗、德宗、僖宗等三次经蜀道出奔, 并且都安然返京等等。
一个强盛帝国的兴衰荣辱和封建帝王的政治命运，竟然和蜀道联系得如此密切, 这在世界古代交通史是极为罕见的, 甚至是空前绝后的。
唐朝皇帝重视蜀道, 加强蜀道的建设, 使唐代蜀道成为蜀道历史上最为辉煌鼎盛的时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因为蜀道是西部时代的轴心和脊梁。
中华文明的盛衰在地域上呈现出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变迁过程,。秦汉隋唐帝国定都关中, 出现了西部经济文化辉煌灿烂, 对外来文化全面开放, 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西部时代。此时, 连接大西北与大西南的蜀道是西部经济文化繁荣兴旺的轴心, 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基地。
西北由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 出敦煌的玉门关往西, 经新疆境内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北丝绸之路”。西南由成都到吐蕃, 可达尼泊尔和印度, 或由西川经南诏、缅甸到印度, 这就是名声鹊起的“南丝绸之路”。
而蜀道恰好是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桥梁, 对于唐朝全盛时期西部文化的聚集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是当时中国和世界文明繁荣发达的脊梁。
其次, 汉唐蜀道是一个全面开放、全面繁荣的交通网络体系。在雄奇壮美的中华大地上, 有五条沟通东西部的经济文化走廊。
华北长城沿线隘口走廊, 是北方草原南下华北平原的通道, 发现了北京猿人;关中渭河谷地走廊, 是联系中原与西域的通道, 发现了蓝田猿人;秦岭、巴山之间的汉水谷地走廊, 是华中地区走向西部的的通道, 发现了陨县猿人;长江三峡走廊, 是沟通西南与东南的通道, 发现了巫山猿人;珠江流域走廊, 是云贵高原通江达海的通道, 发现了元谋猿人。
而纵贯南北的千里蜀道, 将渭水、汉水和长江三条经济文化走廊，有效地连接了起来，不仅成为沟通东西部的纽带, 而且是从西南、西北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桥梁。在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和世界文明的繁荣发达史上,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唐朝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留下了最光彩夺目的一页。
再次, 蜀道沿线是中国西部开发最早最繁荣的经济文化带。在美丽富饶的中国西部, 由于自然地理区域的地带性变化, 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晰的农牧经济文化分界线。这条线的北方是龙门、碣石一线, 向南延伸到陇山越过秦岭, 沿着四川盆地西部边沿岷山一线伸展, 与云贵高原相连。这条线的西部是游牧文化区, 东部是农耕文化区。
秦岭南北的四川、关中盆地正好位于这一农牧分界线附近, 又恰好分别处于长江与黄河的上游, 介于秦岭、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将二者有机地连接起来, 形成了中国西部开发最早、最为发达的蜀道经济文化带。
汉唐盛世正是以蜀道线为基地, “北假胡宛之利, 南资巴蜀之饶, 转关东之粟, 而收山西之宝, 长羁利策, 横制宇宙”, 从西北、西南走向全国和世界, 将中华文明传播到域外, 从而带动了促进了西部的全面开放和繁荣。
并且蜀地也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区位优势。蜀地山川形势险要, 有“剑门栈道之险, 瞿塘三峡之隘”。四周大山环抱, 易守难攻, “山重复, 四塞险固, 王政微缺, 跋扈先起, 故一方之寄, 非亲贤勿居。”
蜀地的封闭性, 使其在很多时候相对减缓了政治、经济中心发生战乱的破坏, 每当全国范围内出现大的动乱时, 蜀地的战略地位便相对上升。因此, 陈子昂说:“蜀所恃, 有险也, 蜀所安, 无役也。”
蜀地特殊的山川形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使巴蜀容易以独立的方式存在, “王政微缺, 跋扈先起” (杜佑语) , “第天下乱, 则常独立” (梁启超语) 。
由于蜀地远离战火,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成为动乱之际中原人士避难的地方和国都长安的后方基地, 为其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安全保障。所以, 当长安发生危难时, “表里山河, 内外险固”的蜀地, 也就成为唐朝皇帝最好不过的“避风港”。
最后，蜀地物华天宝、江山秀丽, 是唐朝最繁荣的经济区之一。唐代的四川盆地, 环境优美、经济繁荣, 号称“外府”。
陈子昂更确切地说:“蜀为西南一都会, 国之宝库, ”“人富粟多, 浮江而下, 可济中国。”
在唐朝前期, 蜀地就是朝廷的财政支柱，安史之乱后, 唐朝在财政上更加依赖蜀地。
杜甫在分析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时说:“河南、河北, 贡赋未入, 江淮转输, 异于曩时, 唯独剑南, 自用兵以来, 税敛则殷, 部领不绝, 琼林诸库, 仰给最多, 是蜀之土地膏腴, 物产繁富, 足以供王命也。”
特别是中晚唐时期, 蜀地的地位更加重要, 有“扬一益二”之称。所以, 唐朝皇帝屡次奔蜀, 都“倚剑蜀为根本”。
难怪明朝人于慎行说:“唐都长安, 每有寇盗, 辄为出奔之举, 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 亦幸有蜀也, 长安之地, 天府四塞, 辟如堂之有室, 蜀以膏沃之土处其阃阈, 辟如室之有奥, 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 巴、蜀为外府, 而唐卒赖以不亡, 斯其效矣。”
帝王蜀道渊源深，避难首选为蜀道
唐代国力强盛, 经济发达, 交通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蜀道更是全国交通道路建设的重点, 几乎历代皇帝都重视蜀道交通。蜀道北段的故道、褒斜、傥骆、子午四线均被先后辟为驿道;蜀道南段的金牛、米仓、荔枝道, 也都曾设驿通邮。
所以, “当时蜀道的繁盛情况, 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所不及”。唐朝有三位皇帝沿蜀道出奔, 并且都安全返回, 这在蜀道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代表了唐朝皇帝与蜀道的关系。
《大圣慈寺壁画记》中有言:“举天下之言唐画者, 莫如成都之多。”
唐玄宗由故道 (陈仓道) 奔蜀。天宝十五载 (756年) 六月十三日, 玄宗与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及太子、亲王、杨贵妃姊妹等出长安延秋门出逃。他们在陈玄礼率领的禁军护卫下, 经咸阳至马嵬驿 时, 随行禁军兵变, 杀了宰相杨国忠, 迫使玄宗处死杨贵妃。
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杨镳，玄宗决意奔蜀, 经扶风县、歧山县至扶风郡。玄宗在此安抚士卒, 并以“韦谔充巡阁道使”。西南行, 经陈仓、散关, 于六月二十四日至河池郡 剑南节度副使崔圆前来迎驾, “具陈蜀土丰稔, 甲兵全盛”, 玄宗非常高兴。
七月上旬, 玄宗到达西县 ,西向入金牛道。安史叛军攻克长安后, “日夜纵酒, 专以声色宝贿为事, 无复西出之意”,使玄宗入蜀无追迫之患。七月十日, 玄宗至益昌县。十二日,玄宗抵普安郡, 恰好也在这天, 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因道路遥远, 信息不通,十五日还下诏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 令其收复长安、洛阳，这是玄宗最后一次行使皇权。
过了剑门关后, 玄宗一行经巴西县 抵达成都, “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唐肃宗至德三年 (757年)九月, 郭子仪等收复两京, 十月肃宗遣使入蜀奉迎玄宗，玄宗由原路返回长安。
唐僖宗也是经傥骆道奔蜀。广明元年 (880年) 十二月, 黄巢义军攻破潼关, 田令孜带领神策兵五百拥僖宗逃离京师, 只有亲王四人及妃嫔数人从行, “奔驰昼夜不息, 从官多不能及”。
在崎岖艰险的傥骆道上, “道中无供顿, 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 从行军士始得食。”十二月九日, 僖宗到水, 下诏兴元、成都和东川帅臣, “谕以京城不守, 且幸兴元, 若贼势犹盛, 将幸成都, 宜豫为备拟。” 十八日至兴元府, 因供给困难, 中和元年 (881年)春正月, 僖宗离开兴元府, 经金牛道入蜀。二十二日至绵州 , 二十八日抵达成都。
由奔蜀的路线可以看出, 唐朝皇帝一次比一次狼狈, 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一次比一次软弱。玄宗奔蜀经过的故道, 是蜀道中最迂远的, 同时也是最平坦、供给最易办的一条道。玄宗选取此道奔蜀, 显示出盛唐天子在逃亡时的从容。
德宗、僖宗奔蜀经过的傥骆道, 是蜀道中最近捷的, 同时也是最艰险的, “道中无供顿”的道路。德宗、僖宗选择此道逃跑, 反映了他们出奔时的仓皇和唐帝国的衰落。
蜀道作用丰富，帝王重视开发
历代唐朝皇帝大都关注蜀道的修筑、新路的开辟、驿舍的修建等, 确保蜀道的畅通, 并且极为重视蜀道沿线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 唐朝皇帝关注蜀道, 不仅确保了国家安全, 而且促进了西部经济文化的繁荣。
据《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八《漕运》条记载: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640年) 七月, 开斜谷道水路, 运米至京师。”
首先, 唐朝皇帝极为关注蜀道, 重视蜀道的修筑。唐太宗于贞观之治最辉煌的时期, 就曾开凿褒斜道，这是唐朝对褒斜道的第一次大治理, 目的是把蜀汉地区富饶的资源运到京师。这次开凿褒斜道和汉武帝时期整治褒斜道一样, 在褒斜道交通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唐宪宗的“元和中兴”也借重于蜀道。
其次, 畅通的蜀道, 保证了朝廷的安全, 减轻了变乱对中央政府的冲击力, 保存了实力和平定变乱的号召力。每当长安出现变故时, 唐朝皇帝就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蜀道的征程,。每当唐王朝放弃国都长安, 皇帝奔蜀时, 几乎没有遭遇强有力的追击。
变乱者都沉醉在占领长安的喜悦之中而忘乎所以, 给了唐中央政府一个喘息的机会, 使其能有足够的时间调兵遣将, 积蓄力量, 平定变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 没有派精兵追击唐玄宗一行。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记载:“贼势大炽, 西胁陇, 南侵江、汉, 北割河东之半。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 既克长安, 以为德志, 日夜纵酒, 专以声色宝贿为事, 无复西出之意, 故上得安行入蜀, 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唐德宗由奉天南奔梁州时, 关中的朱和李怀光勾心斗角, 没有联合起来追击德宗, “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唐末黄巢起义大军占领长安后, 也没有乘胜追击李唐残余势力, 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再次, 畅通的蜀道, 加强了大西北与大西南的经济文化联系, 给成都带来了长安文化的精华。每当唐朝皇帝奔蜀时, 国都长安的大批文化精英也相继入蜀。入蜀的文学家有力地推动了蜀地文学的发展。《杜诗详注》卷一四记载:杜甫携家入蜀时, 沿途看到有“二十一家同入蜀”。入蜀的画家和音乐家, 推动了蜀绘画和音乐艺术的繁荣。
入蜀的和尚、道士更使峨嵋和青城山等地的佛道两教久盛不衰。这些入蜀的文化精英, 不仅加快了长安文化向成都的转移, 促进了成都文化的繁荣, 而且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 使蜀地文化到宋代一跃成为全国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两宋时文人之盛, 莫盛于蜀。”
结语
唐朝皇帝与蜀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哪一个王朝的皇帝，如此普遍的关注蜀道, 也没有哪一个封建帝国的皇帝像这样多次踏上蜀道。蜀道不仅是大唐王朝的生命线、政治线, 而且也是大唐帝国的文明窗口、文化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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