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基础
（一）
相关经济学理论
在十九世纪早期，西方经济学家针对经济增长中，“供给”和“需求”谁占主导展开了激烈讨论，首先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他在《国富论》中大力肯定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也成为流传至今的形象用语，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自由竞争市场，政府不应该加以干预，市场最终会自行趋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但当西方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后，古典经济学开始受到质疑，此时开始重视“需求”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一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扩大生产与劳动群众低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思想；
二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需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市场需求不足，并与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自由竞争市场不同，他提出政府应该进行合理性干预以促进市场需求。虽然凯恩斯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不同之处，但二者均认为需求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理论启示：不同的经济学家关于“供给”和“需求”谁占经济发展的主导有着不同的见解与思想，但我们通过经济学派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个思想的提出与当时所处的现实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学的日渐完善，经济学家开始将重视需求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于是，在把握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以消费为切入点，来探究需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二）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争论，由亚当·斯密认为的“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认为经济发展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市场会自由进行调节，在长期时间内，市场将趋于平衡。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凯恩斯提出政府的干预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公共供给、货币政策等来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
并且根据人类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不能既不能夸大市场的作用，也不能否认政府的角色，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纠正、互相弥补的关系。理论启示：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我们需明白在中国现今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体制背景下，也不能忽略政府的干预作用。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市场失调的现象，此时更应该重视政府行为对于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三）
企业家精神理论
企业家精神对于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获得了大量学者关注和讨论，而基于中国现实背景下，提出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包括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五个方面。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提出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一种创新，二者分别代表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内涵的基础和特色，因此，摘选二者进行分析。
（四）
企业家社会责任
1、
企业家社会责任内涵
在很长时间内，学者们都将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认为是基于经济绩效的目的，例，伯文提出企业家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家按照社会规定的目标进行生产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加经济绩效，直到阿奇·卡罗尔进一步拓展了除经济责任外的企业家社会责任内涵，他所提出的关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三维概念模型至今被广为流传，其中第一个维度提出，企业家社会责任包括经济、法律、伦理及自愿执行的责任。
2、
社会契约理论与社会责任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科斯首次提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进行相应的生产活动，企业在向社会提供所需的资源时，企业也相应获得利益满足，而在与社会建立契约时，要求企业必须考虑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进行契约活动，企业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
理论启示：根据学者们关于企业家创新精神以及社会责任精神的理论研究，我们首先发现二者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企业家创新精神使得企业家对市场需求变化能够产生及时的创新感知、认识及思考，而企业家社会责任通过与社会建立契约，可以考虑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二者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良性的供给环境。
二、居民消费的对策
站在系统角度，构建了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系统结构模型，并利用成长上限基模对该系统结构进行分析，找到了居民消费系统的运行机理以及抑制居民消费成长的重要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居民消费系统主要由收入分配差距、互联网技术发展、房价、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居民资产结构、居民收入、消费观念、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产业结构以及数字普惠金融15个要素组成：
第二，居民消费系统共划分为5个层次结构，其中，收入分配差距、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消费观念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为直接影响因素，生态环境、人口年龄结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为最根源影响因素，并且会通过多条路径影响到最上级要素；
第三，居民消费系统结构还受到“互联网运营环境”和“城乡户籍特征”两个调节因素的影响。首先，若处于良好的互联网运营环境中，数字普惠金融将更好的抑制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促进供给结构升级，相反会抑制该作用；其次，不同的户籍特征，会影响教育程度的收益率，位于乡村户籍特征下的居民教育程度带来的收益率会高于城镇户籍居民；
第四，居民消费成长上限主要受到“房价”和“收入分配差距”两个要素引起的抑制作用，而其中特别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除了位于一个负反馈中，还位于四个正反馈环当中，主要是由于依赖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平等的教育程度会抑制收入分配差距，从而重新形成四个正反馈环。
因此，根据成长上限基模管理原则，为了使得居民消费系统良好运行，主要针对“房价”和“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抑制因素提出对策建议：首先，要想减弱房价上涨带来的对居民消费抑制作用，政府应避免房价的持续上升趋势，而导致房价上升的直接因素来源于城镇化，因此，政府可以一方面加强对城市的限购政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乡村的公共服务支出，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从而缓解城市住房供给压力；
另外，对于减弱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对居民消费作用，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达到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但在此过程中，需注意互联网运营环境的调节效应，要加强监督互联网运营环境，从而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金融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
第二，可以从扩大教育程度出发，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来促进教育程度，从而达到增加居民收入，减弱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但在此过程中，也同时要注意城乡不同户籍特征，会导致教育程度不同的收益率问题要注意扩大乡村的教育支出，来保障教育程度更好的增加整体居民收入，而抑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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