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事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指为向皇帝陈述事情，其二指向丞相陈述事情，其三为向皇上陈奏事情。

此间足可见相权之大，奏解释为，依照不同的曲调吹奏相应的乐器，总体为尊卑有序，古代为大臣向皇帝说明某些事情，以上可以看出奏事的庄严性和严谨性。

早期奏文形式的变化

奏文的形式商周时期就可发现，奏文的由简而难，也代表国家政权由小变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早的奏文就是君王与臣子口头汇报。

彼此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纸张等还未出现，无法进行系统的文笔报告，而此时国家事务不那么繁杂，不需要复杂的机构与庞杂的具体事物。

春秋战国时期便以竹简形式进行奏问，此时生产力水平较商周时期较高，国家虽然依旧处于相对诸侯林立，小国大国庞杂的局面，实际各国单独势力未必比商周大。

但因为身处各国鏖战，变法，人口上升，生产力优化的时代，百家争鸣，为了向天下宣扬自家学派，为向君主证明自身价值，著书立传成为将奏事运用到笔上的一大推动力。

秦汉时期，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统一的不仅仅是领土，人口，财富，更加统一了思想和文字，文字的统一预示着文章写作格式逐渐统一化。此时秦汉上书皇帝的奏文，包括向各地方传递事物的文案，都需要统一要求。

以上各个时期奏文的发展为其后来奏事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末三国时期魏文学与奏事文发展

曹操与建安七子文学创作对于后世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曹操文学主要为诗歌方面，短歌行和龟虽寿名传千古。

主要方面为纪事，述志、游仙、咏史，诗歌尽显曹操英雄气概和悲凉心情，而此时文章以四言，五言居多，五言诗则以乐府民歌为代表，此一时期后世津津乐道的建安风骨开始形成。

三国北魏时期主流思想为，要求文章以写实为主，不需要特别华丽的词藻，向皇帝奏事的文章更需要写实为主。

司徒王朗《谏文帝游猎疏》、卫将军王肃《谏征.蜀疏》、司空陈群《明帝莅政上疏》、光禄勋高堂隆《星孛于大辰上疏》、幽州刺史杜恕《请令刺史专民事勿典兵疏》，其文章以直平为其主要特色，阐述事情原委不加特殊修饰。

两晋南北朝奏事文新形势

晋朝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平的朝代，自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扭曲和病态，其王朝建立没有经历血雨腥风，而是世家大族与司马家合作产生。

因此司马家完整的继承了北魏的一切，这是其优势，也是其劣势，带来的坏处则是，世家大族的九品中正制度完全固化了阶级，民间再难上升渠道。

因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疫病横行，大量人口组团被消灭，东汉由鼎盛5000多万，锐减为不足千万，人口的大量损失导致全国从上而下思想发生了转变，一股奢侈之风蔓延开来，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开始盛行。

在奏事方面，这一时期大臣皆以骈体文为主体，其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其二人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该文章主要追求对偶形式，对于内容的押韵和平仄要求极高，文章整体干净整洁，内容平整。

其后的奏事文章开始趋向于华丽与美观，不只阐述事情原因，经过，结果，而是在文章中要体现情文并茂。

以古论今、形式上要对偶和有声律，词藻优美且华丽，这对于文章写作者要有极高的要求，对于古典史书掌握情况要细致，对于文采方面要有其特色，但其弊端也很明显。

虽然文章华美，但因九品中正制度的影响，导致士人阶层脱离底层，文章中对于民生问题，国家政策方针的提出脱离实际，掩盖了奏事文的根本意义。

两晋南北朝文学新形式

自汉末到南北朝整个时期战乱不止，战乱对于民生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对于文化思想则是一种解放。

乱世之中，当朝统治者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平叛和政权稳固，对于民间和朝堂文学思想创作没有太多精力去管控。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体现出自由，尖锐，大量人口的死亡人人们对于生命有了新的认知，此时文学创作多以生离死别，求仙问道，远离世俗，或趋炎附势，攀附世家大族，歌功颂德，专攻文章优美，矛盾而又绚丽的文学，这正是这个混乱的时代提供的土壤。

陶渊明为西晋时期前者的典型代表人物，其一生为闲居、出仕、隐居，代表其仕途不顺，能隐居而活，说明其人非常有个性，据今现有史料查出的诗句高达诗一百二十五首，文章约七篇，其写作的共计辞赋二篇。

虽然文章辞赋留存较少，但写作的很是精妙，代表作包括《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桃花园记》，其写作手法主要特点包括对环境，情节，理解描写极为深入，意境纯美，诗风雄健。

南北朝时期，南朝宫廷开始出现多种文学新题材和风格，因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导致国内空虚，胡人趁机进入中原，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大量北方氏族和百姓衣冠南渡，带去了大量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开发南方。

不仅如此，南北方文人文化此时进行了大融合，在这一时期显得更为官方和正统，认同感更为强烈。

刘宋时期出现大量山水诗，其原因则是，北方汉人南渡后有其文人大量集中于会稽，因南方鱼米之乡的山川风貌区别于北方，故看惯了要塞城池，平原河流的北方汉人，被南方美景吸引，此时的山川美景成为文人素材的新目标。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隐逸风潮的影响。

艺术来源于生活，东晋刘宋的王室与大批世家大族争夺权利，一些不愿一生在官场沉浮的士人开始有了远离功名或者避祸的心理，

一种墙头草的谋略开始盛行，既希望安全获得功名而名垂青古，同时家财万贯，获得权利的同时安享晚年，又不希望王族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矛盾心里，没有担任天下大事的勇气，也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以逃避的手段希望当政者重视自己，这完全行不通，但因为这些人文有一定的学识功底，在隐逸期间吟诗作画，留下不少名句。

诸如东晋名人高僧慧所作《庐山记》对于山水描写甚至精美，但不完全是写景，同时文中表达出对朝廷得对比，借物喻人，借物描写自己心中真实想法。

南北朝时期七言诗得到广阔的发展，魏晋时期得诗歌主要为四平八稳，雍容华贵，但自五胡入侵开始，大量少数民族歌谣融入其中，使得此一时期诗歌变得更加多元化。

七言诗由民间开始逐渐被上层文人所接受，开始进行演变，此一时期代表人物为鲍照和乐府七言诗，鲍照在文学领域可以称为全能型人才，其写作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内涵，诗歌辞赋优美大气、骈文常有佳作，此人与当世大家谢灵运和延颜之并称“元嘉三大家”，足见此人在艺术领域影响力之巨。

梁陈时期开始出现以娱乐为主体的宫体诗，这种诗主体服务高层皇室，表现为艳情化，内容上娱乐为主的文学内涵。

宫体诗的出现是六朝文学经过长时间演变的产物，这一时期南方王朝大多偏居一隅经济发达，文人士子大多追求物质享受和名利，为此大批文人向世家子弟和高官谄媚的产物。

南朝时期因玄言的快速发展，大量北方汉人留恋山水出现数量庞大的咏物诗，文学不再以英雄气和悲凉为主而是渐入性情声色之中，虽然形式文章愈加流畅优美让人着迷，但内部精神内涵逐渐腐化堕落。

另一个推动原因则是六朝乐舞极其发达，南朝政体文化素养超过北朝民间民歌得到广泛发展，最终甚至盛传至上层社会得到青睐，自此宫体逐渐行成规模。

如果说南北朝荒唐且美好，说的一定不是衣冠南渡抛家舍业的人民，说的一定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十六国，也一定不是只知纵情声乐，完全不管北方人民生活，得过且过的东晋王朝，说的一定是自由发展的文学和思想。

越是战乱时代，文学发展越是强大，统治者无暇他顾，各地将领明争暗斗，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谁会去管谁心里想什么，说什么？

无暇他顾的大背景导致文学可以畅所欲言，他是这一时代无奈而又悲凉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骨气尊严的最直观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