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在涵盖喜剧、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顶流大腕宣发花样百出的今年五一档，口碑飙升、票房一路逆跌的黑马，竟然是看上去“卖相”并不优越的《九龙城寨之围城》。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日前发布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4年“五一”档》数据中，《九龙城寨之围城》以84.2分领跑五一档，普通与专业观众满意度均居第一。
一部看起来由众多传统港片元素堆砌出的“情怀”电影，却从无人关注到多次蝉联上座率日冠，《九龙城寨》的绝地突围让无数观众再次领略到了独属于香港电影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香港电影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不少影片都是叫好又叫座，许多业内人士将这一现象命名为香港电影的“小阳春”。“港片已死”的断言，真的被打破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回到对一系列出圈作品的观察与思考之中。
港味美学整合复归
“燃爆”电影市场
类型电影的产出向来是国家或地区电影产业成熟度的衡量标准之一，香港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火爆靠得就是成熟的制作模式与丰富的经验。但曾经扬名于世的“东方好莱坞”，却在导演大量北上、创作只会一味“炒冷饭”等因素的影响下一落千丈，甚至市场上一度留下港片就是情怀烂片的刻板印象。
有趣的是，尽管观众对经典元素堆砌深恶痛绝，近几年频频出圈的香港电影，在内容创作上依旧处处体现着对传统港片的继承。
香港电影辉煌无比的九十年代，暴力美学拥有独一份的地位。以呈现美的形式来描摹暴力，让观众在拳拳到肉、鲜血横飞的影像中得以酣畅淋漓地宣泄，是这一元素吸睛的关键，而这一元素在近几年出圈的香港电影中也从未缺席。
《怒火·重案》里开篇就是一段利用环境闪转腾挪的追逐戏，随后炸弹恐袭、闹事飙车、街头火拼，快节奏的视听手法强有力的挑战着观众的感官。
《莫斯科行动》不仅同样融合赤手空拳、刀枪棍棒和热武器对战，还将空间由静止转换到移动的火车之中，空间的移动和挤压让暴力的冲击随之加倍沸腾。
《九龙城寨》呈现出的暴力之美则体现出一种武侠特征，除了结局与反派的枪战外，片中绝大部分动作戏以干脆利落、直击要害的传统武术为主，热血夸张的港漫与写实凌厉的动作风格相结合，给予观众一场视听盛宴。
除了直白的视听震撼，香港电影的另一特色非奇案改编莫属。
自70年代起，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香港曾出现多起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电影制作人因此将目光投向了奇案改编。这种以暗黑大尺度的形式拆解奇案的方式，一时之间成为拯救票房的“万能灵药”。
后由于经济衰退、政策转向与电影人才外流等原由，纯粹的奇案电影逐渐在香港本土销声匿迹。但在近几年香港电影的创作中，仍能看到如影随形的奇案特质。
《踏血寻梅》讲述了雏妓被杀后肢解抛尸的故事，原型王嘉梅命案发生于2008年的香港，还曾因凶手处理尸体的方式过于凶残引发大范围的恐慌。
《莫斯科行动》则以90年代初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为原型，这一案件也是中国十大要案之一，电影中从虐待乘客到血洗列车的情节，均由奇案的卷宗细节衍生。
奇观纷飞的类型创作是上世纪香港电影席卷全球的底气，但走向极端的创作风格令受众审美疲劳也是导致其没落的原因之一。如今，香港电影不再选择以单纯的血腥、猎奇作为噱头，而是运用更加艺术化的方式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类型整合。
这种对传统香港电影的继承与突破，不仅是电影创作的一次简单变奏，也是打破低迷时期的藩篱卷土重来，让众多影迷在全新的创作中感受到经典港片的魅力，并为之摇旗呐喊的有效手段。
摆脱情怀创作
现实主义成为突破口
当然，如果只是单一的类型整合，显然无法支撑起如此规模与持续时长的市场回暖，香港电影的新生，其实是本土创作与本土意识相结合的成果。归根究底，对香港历史与社会的深入挖掘，才是港片破局的新方向。
从边陲渔村发展到繁华的国际都市，香港特殊的时代历史经验和多元意识形态，令其文化同样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近几年的电影中，能明显地看到在北上热潮回落后，香港电影人不再重复踏入怀旧的泥沼，而是转头寻找新生源泉。
现实主义与在地性，成为香港影片的新特征。
充满特色的地标是这些影片锚定香港历史进行抒怀的重要途径，在对导演郑保瑞的采访中，他曾坦言《九龙城寨》花费最多的部分就是置景。电影中九龙城寨内蜿蜒复杂的道路、密密麻麻的电线搭接以及破败泛黄的墙皮，都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与年代感，也成了影片的灵魂所在。
同样以黑马之势引起业内外关注的《正义回廊》，虽然主线是对弑亲案凶手的庭审，但无论是故事开篇对主角张显宗居住环境的刻画，还是记忆回溯中对街景的展现，都弥漫着强烈的“港味”。
除此之外，香港电影开始再次将目光投向底层，以冷静的视角客观真实的书写着他们的痛与殇。
《白日之下》里正义感爆棚的女记者潜入福利院，取证揭露了虐待老人、性侵智障少女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恶行，最终反派看似被正义压倒，但明明是功臣的女主却遭到了流离失所的老人质问。
《窄路微尘》则讲述了特殊时期生存空间被挤压的普通人，主角每天都忙碌到焦头烂额，甚至为此忽视亲人、直至母亲去世也不曾了解母亲的身体状况，收入却仍没有起色，反而在越努力越贫困的怪圈里打转。
哪怕在讲述律师精英家庭的《年少日记》中，结构性的压迫也依旧鲜明。权力结构顶端的父亲对儿子郑有杰动辄打骂，母亲也将怨气施加于其身上，作为毫无权力的10岁小孩，郑有杰却隐忍承受、直至万念俱灰而自杀，结构底层的压抑与痛苦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见，香港电影创作者不再讲述那些绚烂华丽的上层故事，而是聚焦于历史和现实、聚焦于钢铁森林下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底层人民、聚焦于香港社会华丽外壳下的狰狞创伤，意图向下攫取，以更稳健地表达文化思考与社会探讨。
这种带有独特情绪的表达抒怀，也造就了近几年香港电影的“小阳春”之势。
“小阳春”之后
重生还是灭亡？
小阳春，指的是立冬至小雪期间一段回暖的天气，由于随后时间不长便又会进入冬季，所以常被寓意为“回光返照”。那么香港电影在市场上的这波强势回暖，为什么会被业内人士称作“小阳春”？
也许是因为在看似红红火火、佳作频出的背景下，香港电影整体市场依然危机四伏。
拿24年初的元旦档来说，62岁的刘德华不仅有与林家栋合作的《潜行》，还有因与梁朝伟时隔多年再度合作而备受期待的《金手指》，两部看上去票房潜力都不低的片子却双双遭遇滑铁卢。明明是港片最高水准的配置，票房成绩却是连成本都艰难收回。
老牌演员票房号召力不再，新生代演员也呈现出断层状态。导演郑保瑞认为港片面临的青黄不接，“很大程度上源于电影产量下降，导致年轻演员缺乏足够的成长空间”，而这一窘境在24年的金像奖上，梁朝伟凭借口碑不佳的《金手指》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后，彻底展现在观众面前。
产量下降导致演员生存空间被挤压，进而难以磨合出优秀的作品，而质量的下降也导致市场对香港电影不再买账，票房不稳定进而投资减少，再次倒逼作品数量降低，如同闭环一般的艰难生态是香港电影不被市场看好的关键因素。
不过在看似前路无望、眼前的繁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情况下，香港本土电影环境中蕴含的生机同样不容小觑。
23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许鞍华颁奖时曾斩钉截铁地说香港电影的回暖“并不是一个小阳春，而是会持续进步”，她相信香港电影市场会上升并非完全出于本土人的自信，更重要的底气或许来自于近几年本土语境展现出的全新活力。
2020年开始，香港政府推出了“薪火相传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以师徒传承理念，邀请具资历的导演作为监制，为新导演开拍香港本地电影保驾护航。在政策的助推下，何爵天、简君晋等一众香港新导演与其作品脱颖而出，向市场展现出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生命力。
人才助推计划的实施，让曾经面对社会变迁与市场环境巨变而显露颓势的香港电影找到了在继承中突破的新方向，若这样蓬勃的态势能够持续，那么彻底打破“港片已死”的希望也并非渺茫。
毕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涅槃，也是香港电影的经典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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