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宋高宗以12道金牌，让岳飞的十年之功，付诸东流，壮志难酬下写出了这首《满江红》，可班师回朝的岳武穆却并没有落得好下场，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葬送了这位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
而一直被看成陷害岳飞的始作俑者秦桧及其家人，却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唾沫与耳光极其愤愤地“伺候”了他们千年之久。
追根溯源，正是中国儒家思想极其强大的宣导作用，才会出现这一幕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胜景”，惩恶扬善，明辨忠奸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渗入骨髓，光耀千年。
因此，一旦某类“坏人”其罄竹难书的罪行被曝光，便会接受善良中国群众的永世声讨，这种声讨可以赓续绵绵，薪火相传，乃至有时会走向事态发展的另一个极端，让一些无辜之人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享受到属于他那个时代下公允的待遇，秦桧后代秦大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状元郎的深沉反思
秦大士生于清乾隆年间，与秦桧生活的年代相隔已有五百多年，换而言之，他的这位远房老祖宗已在杭州跪了五百年，被人骂了五百年，羞辱了五百年。
可这波批判余波，仍旧余温未减，而且在受到理学思想蔓延的冲击下，对于“欺君叛国”的秦桧的批判愈演愈烈。
众所周知，明朝中后期是民间话本小说大为盛行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个时候《说岳全传》必定是作为热销小说被人津津乐道，秦桧这一反面人物经小说家与说书人的反复加工与雕琢，已让人们痛恨地咬牙切齿，顿足捶胸。
到了乾隆年间，不少汉族士人的民族自豪感在满洲铁骑的蹂躏下轰然倒塌，对岳爷爷的崇拜与追忆必定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这种文化心理的抚慰作用不容小觑，有时候它可以成为一个民族崛起的核心力量。
但是，当这波力量强加在渺小个人身上时，就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人肩头，让人难受甚至窒息。
很快，关于秦大士的种种风言风语便不胫而走，传到了主子乾隆那里。满洲入主中原，沿袭的仍是明制，所以，为了政治影响，乾隆也不得不担心秦大士的身份会带来思想上的波动，乃至政局上的动荡。
因此，乾隆马上召秦大士入宫，直截了当地问：“你到底是不是奸相秦桧的后人”。
秦大士先是一怔，然后马上恢复平静，深深叹了一口气，答道：“一朝天子一朝臣！”
乾隆放心了，因为这是个很巧妙地回答。
第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沧海桑田，老祖宗秦桧丝毫不能左右我的思想；
第二、我对大清忠心，如今国家昌隆，民心稳定，正逢盛世，与五百年前的那个屈辱时代大相径庭，我的存在不会对时局产生丝毫影响。
第三、老祖宗是老祖宗，我是我，我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读书人，除了读书，别无他心。
因此，秦大士后来官至侍读学士，完成了他“读圣贤之书，著盛世之章”的梦想，顺便提一句，历史对于秦大士的评价很高，说他“名儒硕德，名重一时，诗、书、画称三绝。书法直逼欧、柳，又工篆、隶。”
多多少少替主背了锅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的确，一代儒将岳武穆是极有可能直捣黄龙，收复失地的。怪只怪那 “十二道金牌令”，急急将岳飞召回，之后的惨剧天下皆知：收回兵权，深陷囹圄，奸相毒害，千古奇冤！
千百年来，让人心愤愤的就是这“十二道金牌令”，为何在岳家军势如破竹，就要取得最后胜利的节骨眼上，急急将岳飞召回，就算秦桧被金兵收买，干了卖国求荣的无耻勾当，那身为一国之主的赵构就不想收复河山，重整雄风吗？他真的愿意一辈子偏安一隅，屈尊降贵，给金人做“儿皇帝”吗？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还有个更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历史反常现象。
首先应该肯定，作为南宋开国之君的赵构智商应该没问题， 性格定当也不懦弱，还不至于沦为任凭奸相摆布的木偶。
那么，这个前提既然成立，召回岳飞，让岳飞蒙受千古奇冤枉的那个始作俑者就应该是赵构本人，而不是甘愿为他背锅的秦桧。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岳飞在为赵构打江山，赵构反倒不领情，还非要将精忠报国的岳飞置于死地，弄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呢？
赵构这小子脑子是不是短路了？其实不然，赵构不但不蠢，而且还精明的很，别人下棋一般最多想未来三着，他一想想十着！
他心里寻思：岳鹏举啊岳鹏举，谁叫你小子逞能啊！金人吓吓就可以了，谁让你跟他们动真格了？你直捣黄龙了，你凯旋而归了，你班师回朝了，那徽、钦二帝这两位祖宗是不是也跟着回来了，上头有这二位压着，我赵构又算个什么东西，九五之尊的宝座是不是该还给他们？
不！绝不能如此！为了我皇帝宝座，我赵构可以牺牲任何一个人。
岳鹏举，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你已成为撼动我帝座的掘墓人，所以，你必须死！
秦会之，陷害忠良的这口锅朕不能背，幸亏还有你这么一位对朕忠心耿耿的好奴才，很好！这口锅，你替朕背！
于是，儒家思想“保家卫国，忠君爱民”的崇高理想被皇权私欲所遮蔽，造成了这段千古冤案，也成就了岳飞的千古美名，同时也锻造了秦桧这个千古奸相！
两句诗文传天下
“读圣贤之书，著盛世之章”的秦大士后在经过岳王墓时，同行的损友地指着旁边的秦桧跪像说道：“后辈见了自己的老祖宗，总得说些什么吧。”
秦大士略微思索长叹一声：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这两句诗一出，不仅博得众人叫彩，几个损友更是羞愧难当。此番真情流露，秦大士以揶揄与自嘲的方式成功化解了旁人对自己的“名誉危机”。而这两句诗更是成为一段传世佳话。
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上，奸臣之后不只秦大士一人，明代奸相严嵩之后也是个典型案例。
严绍庭，严嵩之孙，严世藩之子。在万历年间的抗倭斗争中大放异彩，他凭借赫赫战功成功为自己洗清“罪臣之后”的罪名，在当时社会成为美谈。
爷爷的逆天行道，揽权乱政，父亲的贪财好色，胡作非为，被严绍庭以一场场漂亮的战役，一道道战场上的伤疤逐渐抹去，让严家又重放异彩，得到世人的尊重。
他的儿子严云从也十分优秀，史载：严云从“披甲纵马，身先士卒，深入虎穴屡立战功”“更民倚以安堵，威望功勋日隆”，为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每一个人都是单独自由的个体，都有独立的思想和行为，诚然，家风的传承相当重要，但比家风更重要的是对天地公道的捍卫，对真假美丑的判别，对圣贤之训的遵从，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无论是秦大士还是严绍庭、严云从，他们能不受舆论压力的影响，顶天立地，磊落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我是好人，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人。
所以，他们坦然，他们光彩，他们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与肯定，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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