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那时候刚好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需要,所以这座建筑成了国家级的标志性场所。刚建成时,大会堂里面设置了28个由各个省市自治区自己负责设计和装饰的厅室,这些厅室各有特色,反映出地方的文化和风貌。比如,北京厅就突出古都元素,上海厅则带点现代工业味。但台湾省当时的情况特殊,没法参与进来,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台湾厅。这事儿得从历史背景说起,1959年两岸关系还挺紧张,台湾省在国民党控制下,跟大陆隔海相望,没条件像其他省份那样承包厅室。话说回来,大会堂的这些厅室不光是装饰那么简单,它们还承担接待任务,体现国家统一的概念。
时间推移到1972年,这年2月中美签署了《上海公报》,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也间接给两岸问题带来了新希望。公报里提到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尊重这个立场,这让大陆这边看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在这个大环境下,国家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增设台湾厅,以此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举措。周总理当时负责外交和内政工作,他亲自牵头这项任务,指示大会堂管理局具体办理,还让国家文物局帮忙,因为厅室里需要摆放一些文物来突出文化氛围。方案草拟出来后,周总理找来一些台湾同胞征求意见,让他们参与具体筹备,确保厅室能体现台湾本土特色。
1972年国庆前,台湾厅初步建好,但位置在二楼,面积不算大。周总理去实地检查后,觉得这样安排不合适,二楼太偏,影响力小。他提出把一楼的浙江厅改过来,因为浙江厅面积大,靠近万人大礼堂,来访客人容易注意到。改建工作很快就启动了,原来的浙江厅被调整成台湾厅,内部装饰也相应变化。厅室总面积约660平方米,分大厅和休息厅两部分,风格简约大方,融入闽台建筑特点。主墙上挂着一幅日月潭主题的漆画,长8.5米宽4.85米,南北角有屏风,图案带台湾风情。大厅里还摆了郑成功和妈祖的雕像,这些元素都跟台湾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家具和器具是从香港买来的,产自台湾本土,这点挺讲究的。
现在说说为什么偏偏选浙江厅,这里面有深层原因。周总理在接见旅美台湾学者李南雄时,解释了这个决定。蒋介石是浙江人,但他控制着台湾,把浙江厅改成台湾厅,就象征着两岸血脉相连,不能分割。这么做不是随意,而是有政治寓意,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回归是必然。同时,这也表达了对台湾人民的尊重,希望他们自己选择未来。李南雄听了后,把这个事儿写成文章,发表在海外刊物上,引起不少台湾同胞的共鸣。话说,这决定确实有格局,放在当时国际环境下,能起到软实力的作用。改建后,台湾厅的位置好,曝光率高,很快就吸引了国际注意。
台湾厅开放没多久,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成了首批走进台湾厅的外宾。这次访问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事件,全球媒体都盯着,台湾厅也跟着上了新闻。从那以后,凡是涉及台湾省的活动,大多在台湾厅举行,周总理也在这里接见了不少台湾同胞。厅室的陈设根据台湾同胞的建议调整,确保真实接地气。1974年,周总理身体不好,住院期间还审阅了台湾厅的修改方案,那方案是汇总海外同胞意见的,他坚持批复了。1975年底,他的病情加重,在病床上召见对台工作负责人罗青长,叮嘱要记住那些帮助过大陆的朋友。这事儿显示出他对台湾问题的牵挂,一直没放下。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的骨灰先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后来根据遗愿,由邓颖超移到台湾厅停放一夜,第二天转到大会堂北大厅开追悼会。这安排挺有象征意义的,台湾厅从此成了纪念他的地方。
台湾厅建成后,对两岸交流起了积极作用。1970年代后期,两岸虽还对峙,但民间往来开始增多,台湾厅成了接待平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陆对台政策更灵活,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概念提出来,台湾厅见证了不少相关活动。话说,到现在,人民大会堂还是国家重要场所,台湾厅保持原貌,偶尔用于对台事务。游客去大会堂参观,能看到这些厅室,了解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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