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先生，京城的信到了。”那是1939年2月，在江津的石墙院里，何之瑜手里拿着信，打破了早上的安静。陈独秀戴了戴眼镜，小声说：“是不是延安的回信啊？”他那眼神，看着挺复杂，有点盼着，又有点硬气。

那句“匹夫不可夺志”，是他当初坐牢时写下来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栏杆，可关不住他那股子倔劲儿。

1937年夏天，南京的法院说他“叛国”，判他十三年。他不服气，当场拍桌子：“因为说话就把我治罪？太不像话了！”法官没啥反应，只是把刑期改成了八年。可档案上，“叛国”那两个大字，还是很显眼。

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出狱后想回党工作，毛泽东提出3点要求

他在牢里不孤单。何应钦还找他要字，外国记者递烟套近乎，学生们给他送新报纸。有人劝他写自传，他摆手：“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回想过去？”直到七七事变枪炮响了，他才写了一点点，后来又扔下了笔。

他以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儿，国民党那边呢，觉得他是个爱说真话的“麻烦人”。

“这算是老天爷开恩，也是新的考验。”1937年8月，日本人打过来了，老虎桥监狱赶紧放人。陈独秀坐着小船，顺着秦淮河出了城门，又自由了。

接下来去哪儿？罗汉在南京给他找了个破屋子，他晚上翻旧报纸，最后圈了三个字：去延安。那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事业，还有没完成的念想。

信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想接他。王明和康生却摇头。还有外国的事儿——苏联正在抓“托派”，而陈独秀被看成是“托派”在中国的代表。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毛泽东最后拍板同意了，但是有三个条件：

- 公开和“托派”断绝关系；

- 声明支持全国人民一起抗日；

-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真心。

信送到江津，他盯着“决裂”这两个字看了半天，小声嘀咕：“道理不是脏衣服，说脱就能脱的。”学生劝他先答应下来。他摆手：“违心的检查我写不出来。”第二天回信说：愿意回党，但是不写认错的话。门，就这样关上了。

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出狱后想回党工作，毛泽东提出3点要求

国民党趁机拉拢他，请他当劳动部长，还说给他十万块钱另搞一个党派。他冷笑一声：“我两个儿子都死在你们手里，怎么能跟仇人一起干事？”蒋介石其实就是想拖住他，这招还真管用，共产党那边更怀疑他了。

1938年春天，他顺着长江往上走：武汉、长沙，最后到了重庆。江津石墙院的屋顶漏雨，墙角潮湿，但是比南京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斗争清净多了。稿费不稳定，他自己开玩笑说“靠给人写字混饭吃，读书人都是这条老路”。

病一直跟着他。胃病、高血压和心脏不好，轮番折磨他。偶尔江边有风，他拄着拐杖去后院翻土，种几棵青菜。菜没长好，就被小孩子拔走了。他只是笑笑说：“好歹还有人喜欢。”

周恩来在1939年2月，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到江津看他。一进院子，看到床头堆满了没拆的催稿费的单子，心里一下子就紧了。“先生，延安的条件真的不能再考虑考虑吗？”陈独秀慢慢摇摇头：“我要是去了，只会让人尴尬，让历史来评判吧。”周恩来塞了一百块银元给他，他坚决推了回去：“互济会的钱是救急的，不养闲人。”

1940年以后，他更加不爱说话了。偶尔写文章批评时事，又被人说成是“日本间谍”。他写公开信反驳：“最多收过艺文研究会的路费和看病的钱，什么时候替日本人卖过命？”这事平息了，却也把他搞得筋疲力尽。

江津老宅的门楣上，刻着他自己写的四个字——“独立不惧”。

1942年5月27日晚上，下着大雨。油灯光线昏暗，他握着潘兰珍的手：“书桌第二个抽屉里，有封遗嘱，明天早上交给何君。”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天亮的时候，江津的报童照常吆喝，可再也没有人能拿起笔，去纠正他们报纸上的错别字了。

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出狱后想回党工作，毛泽东提出3点要求

坏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可惜。”十年后，他到安庆考察，知道陈松年过得很苦，就吩咐当地每月给他三十块钱补助：“老同志的骨肉，不能没人管。”

他把那些道理和自己的立场搅和在一起，结果被时代给挤断了。63岁的他，虽然没啥财产，但骨头硬得很，你要他在白纸上写“托派有罪”，那简直是要了他的命。那股子倔劲儿，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字迹都模糊了，可那份倔强却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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