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那天，有点像跌宕起伏的家宴——桌上热气腾腾，心里却七上八下。你说，我们这帮才十几岁的孩子，谁能想到一夜之间，书包没了，行李多了，熟悉的城市在身后，眼前突然横了一道看不见的坎。可一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谁还敢嘀咕？某种程度上，这既是命令，更是每家每户割不开的心结——往后几十年，没人能不记得。

说句老实话，那时候的“决定”，对大人对小孩都像晴天霹雳。上海的大街小巷，不管你姓什么、住哪栋楼，总有亲戚、朋友、邻居要动身，像下棋一样，这颗“子”要被推到几千里外的农村。我们家互相看着谁也不敢多说，谁都知道，有什么说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江西，成了大多数人的归宿。相较云南贵州那些遥远的地方，好像是“照顾”了，离家近点。但没人敢打包票，这“近”，真能让人心安。

我们那届陕西中学的知青，整整63人，分到了赣南深山里的小村——崇义县思顺公社新地大队。临走前一周，才知道具体去哪。行李标签，是家里给拆件老衣裳的“的确良”布条，一人一块，蓝色紫色红色分门别类。那天清早，父母唠叨个没完，得嘱咐细到底，怕你饭不够，怕被褥不厚。

1969年3月2日，天还没亮，我带着红绸大花站在校门口。工宣队来的师傅一个个按名点人，像挑瓜选菜。车一开到北站，只见人群黑压压，红旗挥得胳膊都软了。谁都不说话，但气氛跟“欢送”八竿子打不着。每个人手里的包，鼓鼓囊囊的，大大小小的罐头瓶、干粮、旧被套。父母亲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到了那边，听话，健康，别惹事。没有一个说“快点回来”，大家都明白，这路一走，回头就难了。

汽笛拉长了一声，像撕开了夜晚。哭声一阵盖过一阵，那种绝望还真不太像电影里演的“理想主义”，更像是要把命从孩子身上剥下去。火车慢吞吞出了站，窗外黑的彻底，等天亮时候，才发现脚竟然肿了。两天两夜，知青专列摇摇晃晃地到了韶关。连站都站不稳。

紧着下车，二十多辆班车等着分流。我们那喷着“支援三线建设”大字的汽车，其实是赣州运输局临时抽调的，司机师傅烟一个接一个。广东的饭店，也是头一回见，混乱得像菜市场。先吃后点，服务员数着碗追着要钱。大家哪顾得上规矩，一个馒头塞完就往嘴里灌凉茶，有人干脆把碗带上车，最后一地碎瓷片。

班车颠簸着，转着盘山路，五六小时过去，终于到了崇义。南门口锣鼓唢呐，沿街都是看热闹的——说是欢迎，其实也不外乎一场新鲜事儿。我们有点茫然，只想找个地方躲清净，歇歇脚。安排住宿又是一回事，计划是两人一床，没成想有人先下手占了地儿，把门反锁。我们几个被晾在外头，县里只得联系武装部支部，挤了几间小屋，勉强算是个栖身地。

第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八人一桌，六菜一汤，熟悉的味道你在城里未必感到珍贵，但在这里，就是天大的安慰。可“家”才刚落定，矛盾就出来了——还是有同学吃不上饭，反锁门、抢座位、争饭菜，好像这一瞬间，革命友情一下就变了味。那时候我们这些刚离家的孩子，其实比饥饿更怕的，是陌生和被孤立的一种孤单。

第二天，一车一车人提前下车，换竹排，浩浩荡荡到了思顺公社。小山圩场热闹非凡，老俵们远远地张望，十几岁的男孩女孩，穿着城里人的衣服，眼睛里除了疲惫还有种说不清的新奇。语言不通是常事，“到赣州的娃娃！”有人会这样喊。可你走进他们眼神里，能看见好奇，也有点心疼。

三月初，正式分队，各自被派进生产队。我们“陕西中学分队”进了十八垒。六男四女，两拨小分队，刚一落脚，被带去看了安排的宿舍。房子是新粉刷的，土墙白灰，凳子桌子都是新钉的，老俵们还特地将柴火堆满！一开始我们几天都在老乡家蹭饭，老俵陆续送点自家蔬菜，笑着说，“吃，有啥吃啥！”

可生活的难，和头几天的“新鲜”不是一码事。最头疼的，是水土不服。穿短裤的腿，几天下来结了一层从没见过的癞，《李时珍本草纲目》里也没讲过，大热天一咬就是红肿流脓，没药。后来几个结伴找大队赤脚医生，打了几针青霉素，算是怯了点头。生病时最难熬，床上一躺，外头四野无人，真想回去。那种孤独，没法跟外人细说。

老乡看咱城市伢子笨手笨脚，主动教你怎么割稻、怎么插秧。安置费有时能买点农具，大伙儿都是边学边试，偶尔偷懒还会被大队长一眼盯住。第一次种田，手起泡，背疼得直不起来。傍晚收工，全世界最香的就是一碗新蒸的米饭——饭甑直径有半人高，新鲜米蒸得喷香。其实也没啥菜，腌咸菜下饭。有年只吃到两次猪肉，食油一年分下来三两，分到嘴里早忘了肉味。说出来真不信，想想，这才五十来年。

医药短缺让知青团结得很。我们学会跟老农掏草药，捣鼓着煮水喝。父母捎来的西药，舍不得用，都留着给最重的那谁。村里老俵也有求咱的，会悄悄来摸门，问有没有退烧药，止泻药。人和人之间，距离慢慢拉近了。

有趣的是，生产队每年年底分工分。按强度和手艺算，咱新手干到六分都费劲。还记得头年分得一千八百多工分，结果稻谷扣下来，剩不了几块钱。后来改成计件记分，年轻身体就硬扛——有年拼得一年四千多分，到头来生产减收，分值反倒越做越低，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赶圩”是难得的“节日”，一年也就七八次。得挑着肥料或送粮去公社，百里山道，凌晨点火把出发，天亮灭火把，岩石底下藏着，晚上回时继续用。到圩镇停两个钟头，抓紧办事赶饭，疲惫得只想睡觉。谁愿意多折腾？但有时觉得闹市的喧嚣，是对外头世界最后的念想。

1975年冬天，地方政策一改，我们搬去思顺林场，收入倒涨了点，一天能分到两三块钱。下雨、圩日便往茶馆钻，半年后我调到饮食服务公司，七年知青生涯就这么到了句点。收拾铺盖走人的那天，我没哭也没欢喜，心里是一种说不清的空落。

白驹过隙，七年一晃而过。可体会过的乡愁、分离、孤独、温情，像一根刺，也像一块云，总悬在心底。现在回想，谁没被那个时代推动着前行？我们这一代，进过深山沟，跟最朴实的乡亲结过最真挚的友情，那点穷乡僻壤的烟火气，是再也回不去的往昔。外头世界变了，可那会儿的我们，谁能说不是在泥泞和困窘里，捡回了一点人味和彼此的温柔呢？

也许，每个人此生都在盼着另一种生活。可往回看，城市和村庄那道梁，真能跨过去吗？我们失去的，得到的，也许只有走过才知道——那些年乡间的星空、泥泞小路、寂静夜晚里传来的鸡叫狗吠，到现在，还会在记忆深处轻轻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