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上的神秘主义向来被认为是文化、宗教、哲学内在嬗变的一种力量，承接上一个时代发展的成果，又促进推动下一个时代的到来，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因此每当历史发生转折，神秘主义和神秘现象便十分活跃。
13 世纪西欧突然涌现出一批女性神秘主义者,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隶属不同的修道团体，或者是独立隐修者，家庭出身各不相同，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但是她们都声称自己是基督的新娘，在奇幻的神视中与之秘密相会，展开一场又一场神秘的爱恋，并在其中领悟了上帝的道。她们或亲笔使用拉丁语或方言撰写表达对上帝真挚虔诚的爱,或被同时代其他修道者记录下神视和奇迹，随着历史的沉淀这些文献成为今天西欧文学史和基督教思想中的珍品。
两希文化碰撞下的神秘浪潮
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国王大流士，入侵波斯本土，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两大强势文明首次正面交锋。
公元前 1800 年一支游牧民族从阿拉伯沙漠来到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后迁徙至巴勒斯坦，驱逐原住民建立王国，这就是今天犹太人的祖先。公元前 597 年-前538 年犹太国家两度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尼布甲尼撒捣毁圣殿，将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掳往巴比伦，直到公元前 538 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灭巴比伦，犹太人才得以重返家园，重建圣殿。
在不断迁移流散过程中，犹太人信仰的牧神耶和华取代其他众神,形成了坚定的一神信仰,原有的神话故事、风俗习惯被编纂成《律法书》等经典，进一步规训犹太人的思想和生活，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抵抗力。
面对生活的剧变，怀揣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公元前后一部分犹太人返回本民族古老传说，重新挖掘和认识圣经，认为不能仅仅理解字面意思，而要看其字里行间蕴含的神秘奥义。
“见其未见之事，讲其未讲之意”，结合希腊智慧重新解释经典，亚历山大城的斐洛 (Philo) 正是这些犹太智者的代表。斐洛是公认的中间人物，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思辨传统植入犹太文明，找到了灵魂回归上帝之路。
尽管柏拉图及其追随者们的著作奠定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发展的理论基石”但是希腊传统认为，“母亲不是家长，她只是一位保姆，照料被新近栽入的种子真正的家长是他，是播种的那位，而女方只是充当生客，倘若神明不使它天折,保存另一位生客的种迹。”
“柏拉图主义者身处希腊文明环境，不同程度承认并承了这一生活逻辑。柏拉图在理想国计划里排除了女性、家庭和身体”，斐洛态度和缓一些，认为婚姻不仅出于繁衍需要，更为真爱和相互依存提供了机会,但哲学家们的思辨,特别是处在哲学王冠顶端的神秘之爱境界中从来没有给女性留出空间，柏拉图的爱起步于男童恋，而不是女性，她们的自然秩序依然被定位在家庭之内，与奴隶一起构成社会辅助体系，与主流且高贵的公民精神生活毫无关联。
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兴起
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在希腊化时期的交互影响掀起的神秘化浪潮，为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兴起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犹太文化对希腊化应激反应中的一种，基督教在诞生之初就包含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公元前 2 世纪初，希腊化各国出现政治经济危机，崛起于意大利台伯河下游的罗马逐渐繁荣强盛，相继吞并马其顿、帕加马、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犹太人趁机脱离塞琉古统治，依附罗马，但未能苟安。
军事反抗屡屡失败，犹太教已经被外来成分渗透和饱和”，在当时一个“政治是罗马的，文化是希腊的，社会是异教的，宗教是希腊化东方的”环境下，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信仰多方面同时遭遇危机，基督教被赛挟在弥赛亚传说中诞生了。
耶稣的生活经历和基督教的诞生过程充满谜团，迄今无法考证清楚，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公元1 世纪拿撒勒出现一位犹太布道者，自称是犹太民族期盼已久的救世主弥赛亚，后被罗马当局处死，追随者相信他死而复生，重返天国。新约记载了这位布道人的言行。
新约中除圣母玛利亚外还有一位特殊女性一一抹大拉，她在耶稣背负十字架时走在他身边，第一个见证了耶稣的复活，尽管这个人物的传记与耶稣一样有无数谜团,她的故事在中世纪被不断附会演绎”，然而作为耶稣最爱的门徒，她依然被中世纪信徒当做“默思生活的榜样”,特别是给中世纪圣妇提供了有力典范。
随着教会组织的发展，这种认识被认为是上帝传给圣子，圣子传给教会，因此只有教会才拥有真知，面向所有信众共同体开放。上帝的真知与知识多少无关，这种说法也为较少有机会接受知识训练的妇女埋下了契机。
隐修神秘主义的发展
修道运动对基督教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大多完全是且仅仅是修道士””，无论政治和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修道主义在拉丁西方中世纪直至近代虽常处漩涡中心却屹立不倒。
修道院不仅存续古典文明的火种，僧侣们也常常充当中世纪各种思潮或政治改革的急先锋，“建立起两个文化时期，即教父时代和近现代之间的桥梁”#”。退隐世外、预演天国生活的初衷使修道运动与神秘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
个人避居荒野沙漠隐修的行为早在旧约时代就存在，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都有类似经历，在近东的异教文明中也有类似行为，教会成立初期，与世隔绝隐修作为先圣特定时期的短暂行为未得发展。
公元313 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救令》，宣布停止迫害基督徒，基督徒享受罗马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不久又被官布为“罗马帝国的基石”，教会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罗马国教。敌人突然变成了朋友，早期教徒一直崇尚的最高理想:坚持信仰、抵御迫害、为教殉道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小亚、北非地区时兴的修道行为被人们重新发现并赋予新的价值，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包含全新理念的生活方式。
女性神秘主义的产生
当前史学界一般认为女性在创建教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创建期的教会没有严格的组织序列，政治意识形态尚未渗透人事安排，职务分配主要依据工作内容便宜行事，女性得以进入教会组织担任一定职务。
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希腊、罗马文化、犹太教的批判与反动而诞生基督教，宣扬的恰恰是要打破阶级、种族、性别的藩篱，并以此来吸引教众，信任、尊重信女自然成为应有之义。基督的门徒称她们为“良种”，盛赞她们是充满灵性的生命，玛利亚·抹大拉的形象代表了早期教会中女性力量与地位。
女性在早期教会扮演的所有角色中，女先知这一形象值得注意。基督教诞生之初先知不是由教众选举产生，他(她)的身份来自天启神授，他们受圣灵启示向众人传道，因此先知是基督教话语系统的重要建构者，其权威性难以撼动。
旧约时代就已经存在女先知，士师记 4-5 提及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担任以色列人的士师，以色列人都到她那里去听判断。底波拉接受耶和华神启，预言并导演了一场战役的胜利。
赛拉的自我施洗和被赋予传道权力都证明女性在早期教会中的能量及其活跃程度，女性神视、预言依然大量存在，成为基督教女性神秘主义萌生的肥沃土壤。与早期教父神秘主义不同，女性神秘主义萌芽表现出强烈的原始神秘教色彩，佩蓓图和塞拉等人的神视表现出浓重的现实主义特征，奇迹胜于默思，较少受到希腊哲学思辨的洗礼和规训。
从1世纪末到 5 世纪，教会开始了一个逐渐驱逐女性的过程，时间恰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进程相吻合。在正统教会排斥女性的同时，女性渐渐流入一些新兴异端并大放异彩。13 世纪女性神秘主义的主要因素蕴含其中,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神秘主义从始至终都伴随着异端罪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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