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芃芃

编辑| 芃芃

——【·前言·】——

一直自称为“小生意人”的“亚洲糖王”、“酒店大王”郭鹤年（Robert Kuok），目前应该是全球最有钱的百岁老人，自2006年福布斯第一次发布马来西亚富豪榜他就登上榜首，并长期占据领先位置，是马来西亚商界乃至全亚洲最为著名的“华人商业领袖”。虽然他生在马来西亚，长在马来西亚，1973年却瞒着全世界偷偷帮中国办了一件“大事”。

郭鹤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过。但“金龙鱼”、“胡姬花”、“香满园”……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粮油品牌都归属于“益海嘉里”，其母公司“丰益国际”的创始人就是郭鹤年。郭鹤年也是遍布全球的“香格里拉酒店”的创始人。虽是“富二代”，但郭鹤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靠自己将父亲的产业升华了无数倍，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父辈家业初创立

郭鹤年的父亲名为郭钦鉴，福建福州人，1909年和其兄长们一起远渡重洋来到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谋生。刚到南洋时，人生地不熟的郭钦鉴只能当一名小店员，头脑灵活的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没几年就和弟兄们一起开了一家主营大米、大豆、糖等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公司，起名“东升公司”。因为诚信经营，随时紧跟市场需求，东升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郭钦鉴十分擅长与人打交道，与当地政府各部门要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获得了柔佛州的粮食供应特权，慢慢就垄断了当地大米和面粉的供应，迅速积累了大笔的财富，郭家在当地也成了非常有名的商业家族。

郭鹤年的出身与所受教育

1923年10月，排行老三的郭鹤年含着“金汤匙”出生了。由于父亲忙于生意，在郭鹤年的成长时光里，母亲郑格如是陪伴他最多的人。

郑格如，原名郑梦兰，也是福州人。其父郑寿南是清末的举人，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鼓励孩子们接受现代教育。郑格如顺利地考入了福州协和大学（现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知女性，兼具智慧与美德。后来，郑格如到南洋与郭钦鉴结婚后连生三子：郭鹤举、郭鹤龄和郭鹤年，便一直留在家里相夫教子。

由于母亲郑格如在陪伴、教育子女过程中，常常将儒家价值观和西方现代思想相结合，要求三个儿子要把中文、英文都学好，并要大家了解中华文化。因此，郭鹤年便早早地便精通双语，也从小就被母亲在心底埋入了“商业伦理”和“家国情怀”的种子。

郑格如经常教育子女要诚信、谦卑、感恩，告诫子女不要忘本。曾在77岁时一笔一划在铁板上刻下家训：“儿孙若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她的教育理念、处事原则和财富观，不仅成就了“亚洲糖王”，也成为了后来郭氏家族的“精神灯塔”，在《郭鹤年自传》中郭鹤年将母亲称为郭氏家族“隐形的船长”。

优渥的物质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天资聪慧的郭鹤年考上了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与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成了同学。

由于从小耳闻目染，郭鹤年对做生意很感兴趣，再加上父亲经常给郭鹤年教授经商之道和商业道德，大学毕业后的郭鹤年便带着父亲给予的10万马币到新加坡创业，创立了力务克公司，主营商务、船务经济和杂货业。

接手家族事业

1948年，父亲郭钦鉴因病去世，郭鹤年不得不关掉才成立一年的公司，回到马来西亚，帮家里打理生意。

母亲郑格如担心家里没了主心骨，孩子们不再团结，家族生意从此分崩离析。于是有一天特地将郭家三兄弟和郭钦鉴二房老婆所生的几个孩子召集在一起，建议他们吸收堂兄弟入股，整合家族资产，成立一家家族公司，儿子们欣然同意。

1949年，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成立了，郭鹤年提议由其大哥来担任公司的董事长，26岁的郭鹤年则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公司秘书。公司继承了东升公司的传统业务，还是以大米、小麦、食糖贸易为主，生意在兄弟们的用心经营下越来越好。

公司成立后生意一直不错。突然有段时间，郭鹤年发现竞争对手的食糖销售价格突然大幅下调，导致郭氏兄弟公司的生意受到猛烈冲击。食糖的利润本来就不高，对方哪来的底气这么降价呢？经过郭鹤年的仔细观察，逐渐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恶意竞争的糖商，让工人把海水喷在装砂糖的麻袋上面，然后以受损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要赔偿，拿到几万元的赔偿款后就可冲抵他的销售成本，从而低价销售，抢占市场。

郭鹤年发现真相后很是苦恼，向母亲征询意见，母亲告诉他作为从事粮食相关的行业一要有良心，不能做奸商害老百姓；二要不能嫉妒别人发财，尤其是偏财，让他发财就是。郭鹤年于是不再耿耿于怀，继续埋头做自己的生意。隔了一段时间后，恶意竞争的同行东窗事发，自己食了自己中的恶果。

成为“马来西亚糖王”

郭鹤年曾回忆说除了结婚度蜜月和陪母亲旅行，他基本上天天都上班。

1953年，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开启国际化布局。除了要打理好公司生意外，郭鹤年自1954年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特地抽出一段时间去英国伦敦学习经济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做事业要像马一样，要跑得快！

每次来伦敦他都会要求自己每天拜访5-6家客户，晚上从中选一家客户出来，约其出来吃饭。吃饭时通过聊天不断地探寻对方一些深层次的想法，晚上回到酒店再整理研究后将报告寄回新加坡，每天睡觉时都半夜一点左右了，白天还要求自己保持充沛的精力，不要打瞌睡，再继续一天的拜访总结。

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各方面的供求问题、生产消费问题、运输问题等，这些学习和实践都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而不断地拜访和沟通，也织就了郭氏兄弟公司的国际贸易网络。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英国传统的经济势力慢慢消退后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市场。砂糖作为食品，和大米、小麦享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当时却没有一家生产企业，全依靠进口。夜晚，如果小孩子哭闹不止，会影响家长们的睡眠，休息不好第二天便没有精力工作。给哭闹的小孩少许砂糖，小孩就甜甜入睡，被当时的大马人民奉为“哄娃神器”。

作为生活必需品，食糖的市场需求度很高且持续，但国际糖价波动却很大，于是郭鹤年向公司董事会做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把全部资金投入制糖业。

1959年，公司与马来西亚政府合资成立了马来西亚第一家炼糖厂，他开始从泰国进口粗糖，再通过炼糖厂加工精炼成细糖，销往马来西亚全国各地。

“简单的生意，聪明地抓”，普通的食糖给郭鹤年带来了大笔的财富。郭氏兄弟公司经过短短几年的快速发展，逐步控制了马来西亚的糖业市场，38岁的郭鹤年成为了“马来西亚糖王”。

成为“亚洲糖王”

1963年，向来做生意很顺的郭鹤年遭遇了一场大危机，这场危机差点让他破产。

那年年初，欧洲遇到了八十年来最冷的冬天，市场触感敏锐的郭鹤年凭借多年的经验预测食糖价格将会大涨。他一直坚持认为做生意要有胆量。于是，5、6月份，郭鹤年开始大手笔地买入食糖，除了囤积了两万吨的现货还在期货市场以35英镑/吨的价格买入了大量的食糖期货。

令坐等价格上涨的郭鹤年万万没想到的是，国际糖价并没有按他的预测上涨，反而紧接着从40英镑/吨猛跌至30英镑/吨，打了郭鹤年个措手不及，让这几年积累的资产一夜清零。好在郭鹤年有稳定的心态，生意照旧做着。

等到了9月份，作为全球最大的食糖出口国，古巴遭遇了一场飓风，除了建筑受灾严重外，用于制糖的农作物也毁于一旦。供应减少，导致国际食糖价格一路狂涨至60英镑/吨。郭鹤年抓住机会，赶紧将之前差点砸手里的囤货和期货快速出手，这场意外让郭鹤年又转败为胜，赚了个盆满钵满，资产迅速膨胀。

1968年，为了在原糖方面不受制于人，郭鹤年通过租借土地，开始了种植甘蔗，逐渐构建了“种植—加工—销售”食糖全产业链，除了控制了马来西亚整个的糖业市场外，巅峰时期还掌控了全球约1/10的糖业贸易（2011年央视对话栏目采访他时，他曾谦称只占1/20）。

全球贸易，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海运，当时的条件，从马来西亚发货后到买方国家，海上航行普遍需要5-6周，有的国家缺糖等不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为了解决运输问题，郭鹤年一方面开始涉足航运，提升了运输力。又在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当地的炼糖厂，双管齐下，打通了运输环节。

解锁了食糖业的全产业链，40岁的郭鹤年从“马来西亚糖王”成长为了“亚洲糖王”。

成为“酒店大王”

1971年，郭鹤年在新加坡创立了一家规模很大、很高端的酒店，听从法国朋友的建议，其名为“香格里拉大酒店”。高档且优雅的酒店环境、良好的服务加上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字，成功吸引住了世人的目光。新加坡首家香格里拉大酒店一炮而红，郭鹤年随后快速地将“香格里拉大酒店”这个品牌拓展全球16国，“香格里拉酒店管理集团”成为了亚太地区最大高端酒店集团之一，郭鹤年又获得“酒店大王”的美誉。

帮中国秘密采购食糖

1973，郭鹤年在新加坡的家里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在电话里对方说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找郭鹤年帮忙，但是由于是机密，不方便在电话里讲，想要请郭鹤年马上到香港的宝华大厦面谈。

郭鹤年立即飞往香港，在宝华大厦12楼办公室见到了来自华润外贸部（当时的华润公司，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公司”，西方封锁背景下，通过香港进口粮食、钢材、技术设备等关键物资，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支撑国内经济建设）的两名高级经理：濮今心和林中鸣。

一坐下，对方便开门见山说国家现在很缺糖，想请郭鹤年帮忙低价购买30万吨的食糖，那时的30万吨折合成现在的贸易量约100万吨。行情一出，必然会引起国际市场的震荡，所以如果可能得话还想请郭鹤年在国际行情上涨前帮忙再买一点期货，赚一点外汇，因为国家现在也很缺钱。

郭鹤年一听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自己是华人，祖国有需求，还信任自己，自己当然很愿意帮祖国办事。他愿意将自己手里的现货一分不赚地交给祖国，但数量上离30万吨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咋办呢？

他推测这个巨大的采购需求一旦走漏半点风声，国际糖价会立马上涨至少20%-25%。那时再想以低的价格购买根本不可能，所以这次采购既要保密又要迅速。

能满足自己采购需求的只有巴西，于是他立刻返回新加坡。他先安排了几名亲信立马去巴西等待他的命令。

当时巴西的食糖受政府直接管控，一旦采购完成消息立马会传出，紧接着就会刺激期货市场大涨，所以他必须在现货合同签完之前就要买入足量的期货。可任何一个期货市场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大量的购买合约，势必刺激期货市场价格上涨。倘若期货价格先涨起来，肯定会牵连现货市场的价格，拉高现货采购成本。

郭鹤年在经过反复推演后，决定派人前往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分散布局，少量多次地不断买入食糖期货。

而且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他决定暂停自己公司的生意，把自己的经营账口暂时冻结起来，一来是为了留5-6周专门用来帮国家做事。二来是为了稳住市场的价格，因为“亚洲糖王”一旦暂停购入，其他人必然对期货市场持观望态度，这样可以压低祖国的食糖现货购入成本。

声东击西

郭鹤年想到几日后在日内瓦有一个国际糖业的会议，这是一个机会！在之前，像这样的会议郭鹤年大多都不会去参加，但这次郭鹤年主动报名申请参加不说，参会期间他还特意在会场走来走去，显得异常活跃，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来了，给别人造成一种他的生意不好暂停营业了，想在会议上攀附一些关系好提升生意的假象。他一边让巴西方面的同事迅速谈生意，一边安排人悄无声息地在三个国家分批分点地少量多次买入食糖期货。

那天正当他在日内瓦会场上与一位友商相聊甚欢时，一名英国商人朋友走过来，悄悄对郭鹤年说他收到按插在巴西糖产区传来消息：“近几日有几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亚洲人天天出现在糖区，进进出出，感觉可能有事情要发生！”

郭鹤年听完后心头一惊，糟糕莫非计划要暴露了？但是他表面却装的非常的镇定地回答这位英国商人朋友：“哦，是吗？你还有新消息要记得告诉我哦”。

第二天那个巴西的同事就打来了电话，告诉郭鹤年那边已经有进展了。郭鹤年告诉他，光有进展还不行，一定要快，要再快一些！这边已经开始有人觉察出异常了。

放下电话之后，他又通知期货市场的同事让他们在不被警觉的情况下，尽量多的再买进一切期货合约。接下来的几天，向来心理素质强大的郭鹤年的神经一直都处于紧绷状态。

几天以后，巴西那边来了好消息，同事说合同已经签完，而且听说是中国要买这一批糖，巴西政府以交朋友的姿态给出了很优惠的价格，现货采购顺利完成。

巴西那边签完合同之后没几天，消息就传到世界各大期货市场，食糖的价格迅速上涨。凭借十多年的期货操盘经验，郭鹤年没有迟疑，从涨价的第一天，郭鹤年就开始逐步地抛售手里的合约，因为他明白不可能将所有的期货合约都赶在最高峰卖出。价格天天上涨，他就天天卖，最终帮祖国大概赚了500万美元的外汇。

事后有人觉得他傻，说他帮忙完成低价采购就已经很好了，完全可以不用交出这500万美元，也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让自己公司以中间商的身份从中大赚一笔。但是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是对祖国不忠的！”

当年，郭鹤年就读于新加坡佛莱士学院时的同学，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马来西亚在糖业市场有今天的地位，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郭鹤年。”但随后他话锋一转又说道，“但他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对大马政府来说不完全是件好事。”由于郭鹤年在中国的大力投资，最终还是招来了马来西亚权利掌控者的反感，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强行国有化他在马来西亚的食糖产业，虽然也成功反击过，但是郭鹤年还是决心把生意重心往香港转移。

1974年，郭鹤年在香港创办了嘉里集团，主营期货业务，附带房地产、酒店、船运等业务，并开始定居香港。

成为“传媒大亨”

随即又斥巨资从英国人手里收购了《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控股了香港无线电视，成为了有名的“传媒大亨”，尽管如此，郭鹤年依然为人低调，基本上不接受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

80年代很多投资者都愿意做贸易，不愿意做地产和酒店的投资。

打造内地第一家“香格里拉大酒店”

有一次郭鹤年到内地旅游，发现景区附近食物挺美味，但住的酒店条件太差，尤其是卫生间的环境卫生很糟糕。他很担心如此落后的住宿条件怎么能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来中国旅游呢？祖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自身底子那么好，如果有人肯来投资打造、提升旅游配套条件，中国的旅游业一定会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旅游业。

郭鹤年想给其他投资者打个样，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于是在1983年，承接了杭州大饭店的改造工程，改造后的杭州大饭店成为内地第一家“香格里拉大酒店”。

有人说郭鹤年不划算，要是将改造杭州大饭店的钱用在香港、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投资回报远远不止今天这样子。

郭鹤年听了却开玩笑说“我不是一个有本事的商人，我不会算”。他哪里是不会算啊？！他是担忧国家发展太慢！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

1984年，听好朋友林铠说北京建国门外有块40万平方米的地，以前是锅炉厂，国家想用来修一栋超高层的建筑用作贸易中心。国家苦于资金不足且没有修建超高楼的经验，不得不打算将项目外包。这个项目被认为是当时外资在中国所推行的最大投资计划。参与竞争者很多，都是国外企业，其中实力最雄厚的一家是美国的大通银行，另一家则是日本政府办的银行。

郭鹤年一听完林铠说的话，听完立马急了，“今天的中国居然还要依靠外国来帮我们修房子，铠哥，我们要争口气啊！不要让外国人看不起！”于是当即决定取出自己在香港盘古银行存的一亿美金，交给国家经贸部，一起兴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尽管这个项目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但是郭鹤年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长安街由此也迎来了一场巨变。

如今39层高的北京国贸大楼，地处核心商圈，其中的商铺和写字楼只租不卖，当年投入巨大的郭鹤年没有被辜负，被熟悉这段故事的人打趣为躺着数钱的“包租公”。

郭鹤年曾动情地说他将他的心分成了两半，一半用来爱自己生长的国家，一半用来爱其父母亲的老家------中国。

郭鹤年时刻谨记母亲的教诲“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常安宁”，一直在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捐助教育、医疗等领域，捐赠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一直在默默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郭鹤年注重家族企业的传承，今年102岁的他也慢慢退到了幕后，其子、侄辈如郭孔丞、郭惠光等逐步接管核心业务，集团稳定发展。

郭鹤年一手打造的的商业王国还在续写着它的传奇。

好了，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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