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28日晚上，妻子带着九个月大的儿子捡娃，千里迢迢来部队探亲。
我的爱人是个人民教师，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也只能等到学校的学习结束后，才能艰难的请假出行。 那天早上8点多钟，从汉丹线上的老河口站，搭上火车，赶往武昌。
不巧的是，在我爱人和孩子出发的这一天的早上，我接受了一个临时的任务，团政治处樊在秀主任，让我赶到100里外的孝感朱湖农场，去那儿了解一下正在那儿锻炼的600多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
接受任务前，我知道我的爱人这一天要来武汉，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那么热的天，加上爱人要来队，我的确是不想赴朱湖农场，去执行这一任务，我想亲自到武昌车站接爱人和孩子。但是，我是一个军人，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大局的利益。
我是个言辞不多的人，我没有把我爱人要来队的消息告诉樊主任，我接受任务后，二话没说，背着一个挂包，立即在早上7点钟从武汉师范学院团部机关急匆匆地出发，赶往 朱湖农场。
经过一番紧张的突击性的调查访问，我已了解到不少的大学生们在朱湖农场大学生营劳动、训练和生活的情况。
不知不觉中，时针已移到下午的5点多钟，这时，我想我不能再在这儿耽搁时间了，我有一些心急火燎了，我得赶紧归队返回武昌，去接我的爱人陶静珍和儿子。
离开了朱湖农场大学生营，二个多钟头后，我心急火燎地搭车转车，一站又一站地从孝南区朱湖八一农场，我终于赶回了武汉师范学院陆军29师87团机关驻地。
两名战士张日景和李冬洲，按照我的嘱托，已经把我的爱人和孩子接回了武汉师范学院，并安排进了学院的临时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还请炊事班的战士们为她们下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
我匆匆赶到那里，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人陶静珍，见到了那个在1970年11月我正要去参加野营拉练时，爱人在家乡生下的那个小名叫“捡娃”的儿子。
那股甜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那年我当排长时，妻子千里迢迢来部队探亲，久别胜新婚
此时，爱人陶静珍和捡娃娘俩已经用战士报道员李冬洲和张日景端来的热水，抹过了一个热水脸，吃过了李冬洲和张日景从机关食堂为他们打来的晚饭。
经过李冬洲的述说，我才得知后面的一些事。我离开武师前往朱湖农场后的10点钟，小李签收到了我爱人给我发来的电报，要我务必在傍晚7点前赶到武昌站去接他们。
那时的通讯不太方便，当时我已走到了哪里，是在路上，还是赶到了朱湖农场？他们不得而知。
在武师部队驻地和朱湖农场连一部真正的座机电话都没有，找不到我，他俩就只好承担了去帮我接我爱人和儿子的任务。
当时列车行驶的速度是很慢的，等车错车，从老河口到武昌，400公里的路，行驶了10个小时，才慢腾腾地于当天下午6点多钟，正是我在东西湖东山农场朝回赶的时刻，我爱人陶静珍乘坐的列车已抵达武昌站。
下车后，爱人高兴对儿子说：“捡娃，你爸爸一定在站门口等我们，你呀，马上就要见到你的爸爸啦！”说着，她一手提着一个提包，一手抱着孩子，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喜眯眯地朝捡票口走去。
旅客们走出了检票口，爱人也走出来之后，她满怀希望地用她那渴望的眼光，朝检票口接送亲朋好友的人群瞅去，她希望能尽快见到我的身影。
可是，她朝出站口瞅了又瞅，看了又看，她没有见到我的影子。那些接客的人都喜笑颜开一个个地把自个的客人接走了，人流都散尽了，一时间，检票口处冷冷清清只剩下她和儿子了。
没有见我去车站接她，爱人有些遗憾和失望，她在想孩子的爸爸为什么不到车站来接我们母子呢？她皱着眉头，走出了车站，站在了车站一旁。
当她正在苦思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两个战士向他走来，这两个战士就是李冬洲和张日景，他俩并不认识我的爱人，这两个新兵对武昌站也不熟悉，他们已经在车站转了一圈，找人找了好一会。
当他们走到检票口时，李冬洲朝检票口门外站立着的一年轻妇女一望，他看到我爱人怀中抱的孩子的相貌十分的像我的长相，便走上前来，向我爱人询问了有关的情况。
他问：“大嫂，你是从老河口来部队探亲的吗？”
爱人回答说：“是的！”
“你是雷排长的爱人陶老师吗？”爱人又回答：“是呀，对对的。”这番对话后，李东洲和日景张几乎是异口同声高兴地说：“陶老师，我们可找到你啦！”
接着，他俩向我爱人，解释了我为什么没有亲自来车站接她的原因。然后，李冬洲抱着我的儿子，他俩带着我的爱人，到公交车站，乘上了一辆11路的公交车，朝武师的方向赶去。
俗话说久别胜新婚。爱人来队了，我们在武汉又一次地度过了近一个月如胶似漆的夫妻美好时光，那时天天盼天黑，我们在一起似乎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当时儿子正在伊呀学语，他会叫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当他不断地叫着爸爸的时候，一种责任之感和幸福之感就涌上了我的心头。
在这期间，我尽力抽空带着爱人儿子到武昌桥头照了几张相，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带他们去逛了逛东湖公园，到武汉大学欣赏了风景秀美的武汉大学古色古香的武大图书馆和风格独特的枫园，到汉口解放大道的中山公园玩了玩。
也带他们母子俩到了武汉商场和繁华的江汉路商品一条街和六渡桥一带的商店去看了看。
在中山大道，我们顺便参观了民众乐园，到我们的老团部去看了一看，还去看望了何营长夫妇。
1971年的8月，有着火炉之称的武汉市天气特别的热，那时许多单位和家庭是没有空调电扇，武师简易的招待所更是炽热难熬，别说是行动了，就是坐在屋里，身上的汗水也会一个劲地往外冒，热得让人透不过气。
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儿子捡娃受了风寒，发起了高烧，高烧到摄氏39一40度。在87团卫生队和武师医务室医治了一个星期，注射了青霉素，他们无法让孩子退烧，高烧威胁到孩子的生命，我和爱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87团政治处李兴敏副主任提醒了我，让我们把孩子抱到洪山武汉军区总医院去看看。
于是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抱着孩子去了洪山武汉军区总医院。在军区医院门诊大楼一楼儿科，一位军医询问了孩子的病情，给孩子量了体温，他给儿子只开了五天的药。
药是20几颗小白药，可以说是药到病除，打了一个星期的青霉素都没有起作用，一颗小白药给孩子服下后，不到两个钟头，竟然孩子的体温突然降了下来，孩子的额头由热变凉起来，孩子也不再哭闹了。
不到三天，孩子的高烧全退了，又活蹦乱跳地玩耍起来。我们在心里感慨地说：武汉军区总医院的医生的医疗水平真高啊！是他们救了我们娃子的一条命啊！
久别重逢胜新婚，分别为了万家圆。一个月的夫妻儿子团聚的快乐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各地的学校要开学了，我爱人和儿子又要离开武汉，要离开我转回家乡了。
8月27日晚上，我送爱人和儿子到武昌车站，车站有我的一个同年入伍的姓何的战友复员后在那儿当民警，他酌情安排我们提前一小时进了站，上了车。
一个小时后，开车的时间到了，我走下列车，站在站台上，借着路灯的光亮，激动地目送着向西的方向徐徐开动的列车，目送着列车带着我的爱人陶静珍和儿子捡娃，向着鄂西北襄阳的方向呼啸而去。
我在心里默默地喊着：“再见！陶静珍，我的爱人；再见！捡娃，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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