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大姐叫宋霭龄，是个金钱欲极强的女人。有人曾这样总结：“宋氏三姐妹，庆龄爱国，美龄爱权，霭龄爱钱。”这是有道理的，宋霭龄爱钱，所以选中了一个有钱的富翁——孔祥熙。

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

孔祥熙的老家是山西省。据传，孔家为名门望族，是孔圣人的后裔。早年，孔家以山西太谷老家为基地经营当铺，分铺遍及全国，从而收敛了大量家财。后来，孔家的当铺被新兴的地方银行挤垮，就开设自己的银行，把当铺变成中国式的杂货店。

孔家的人还是军阀阎锡山的最受信任的顾问。当时，阎锡山是山西的督军。孔家在金融上极力支持阎锡山，保证他在实业上、军事上的成功和胜利。反过来，孔家也得到了大量的同外国公司打交道的机会，赚了大钱。

孔祥熙出生于山西太谷，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世孙，他的母亲在生他妹妹时去世，父亲则成天忙于重大金融活动，无暇照顾孩子，便把孔祥熙兄弟几人送到了当地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

孔祥熙

1901年，孔祥熙与太原教会学校收留的一名长相姣好的孤女结婚，但婚后不久，女子就因病去世，孔祥熙沮丧万分。后经宋嘉树牵线，孔祥熙结识了宋家大女儿宋霭龄，二人于1914年春天在日本结婚，婚后不久，宋霭龄就辞去了孙中山秘书的工作，一心陪伴孔祥熙，去经商发财，后来又竭诚去为蒋家王朝卖力。

从此，孔祥熙成为了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巨头，而宋霭龄也成为了一个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人物。

宋霭龄、孔祥熙

孔氏一家的“省吃”、“俭用”

孔祥熙曾坦言，他的财富主要来源除了本来就有钱与做官积聚了一点外，其余的就是靠平时“省吃俭用”的结果了。如果真要查一查孔氏一家平时生活的帐单，“省吃”一词固然不实，但“俭用”一说却是不虚。

孔氏家族豪门生活的奢侈豪华，在民国政坛上是出了名的。仅以掌门人宋霭龄来说，就是一位以追求生活享受而在海内外著称的贵夫人。她的衣食住行，无不在当时的豪门中首屈一指。仅以一个“吃”字来说，孔家就分别聘请有中、西名厨。中式名厨中，又区别为烹饪上海菜与山西菜的。每日里，孔府中大小宴席不断，有时为了改换口味，或因临时设宴而准备不足，就从市内各大饭庄的名厨那里订做整桌宴席。每次宴席，无不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孔门上下，每日里享受的都是一种笙歌燕舞、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孔氏家族每天的支应之大，在外人是难以计算的。当然，对于孔门积聚的巨额财富来说，这些也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当家人宋霭龄也丝毫不会放过每一个“俭用”的机会。她总是把孔公馆的一切费用支出通过花样百出的手法，列入公费报销的范围。于是，在孔公馆中，上至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等每人一部专用车，下至管家、佣仆等人的肥皂、草纸费用，宋霭龄要求都要由中央银行付帐。宋霭龄完全把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看成孔家的私人帐房，一切支出都是予取予求，毫不吝啬。

而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的总务人员林世良、顾心逸等，实际上就是孔家的采买人员，而且在孔家办事的时间，要比他们在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的本职岗位上做事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些人别无长处，却以专门讨好夫人、少爷、小姐为能事。宋霭龄或少爷、小姐们想买什么东西，或者想送礼，或者想看戏看电影，只要稍一示意，不用开口，也不要破费分文，就会给他们办得遂心如意，心想事成。

在孔祥熙与宋霭龄出使英王加冕典礼期间，他们不但用公款大买各种珍贵礼品，即使一般生活用品，也是大买特买，仅夫人、小姐的长统丝袜，就一下子买了几百双。

孔祥熙的头脑里虽然毫无国家与家族之间应划清界限的概念，任由宋霭龄与儿女等胡作非为，但有时又要装模作样地问问公馆的日常用度和伙食价格情况，并且算一算小菜帐，以示这位经济学博士对物价的关心。手下人很知道孔氏的习惯，每天让人照他主观想象的物价来报帐。抗战期间，物价上涨的倍数，几乎要以天文数字来计算，可是，对于孔博士却始终只以3元钱来开支，不够的则由中央银行等机构来报销。即以抗战初期的重庆物价来说，一个人吃一顿普通客饭，3元钱也是不够的，不用说抗战后期的重庆物价了。

1940年，孔祥熙有一次在四联总处训话时说：“大家都说现在的物价贵，公务员薪水低，入不敷出，我看不见得。这几年抗战，物价涨得并不多，我家里伙食费每天3块钱，十几个人吃饭，小菜很好。你们收入也不少，怎么老是有人叫苦，说不够用呢？”

台下的这些金融里手们听了孔的理财经，一个个不禁目瞪口呆，真弄不清这位保养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孔院长到底是大白天说梦话呢？还是在神侃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更滑稽的是，孔祥熙在家中吸的是进口高级香烟，但在外面开会，手下及拍马屁的人为照顾孔部长的影响，不好意思在他面前独放一听什么“三五牌”、“茄力克”，只是拿一个中国香烟听，里面装满“三五牌”。孔祥熙一面开会，一面抽烟，居然品出这种“中国货”并不比外国烟差，于是振振有词地批评那些喜欢吸外国烟的人：“你们看，这种国产香烟决不比外国烟差，不信你们抽一支试试。”大家接过香烟，一看牌子，不禁相顾而笑，嘴上连连说果然不比外国烟差，一个个却在心里对孔祥熙的无知感到吃惊。

孔祥熙、宋霭龄能够把孔公馆的一应大小开支与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的收支混为一体，关键是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没有预决算制度及在法律监督下的稽查制度。这样孔公馆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

一次，侍从室接到一份揭发人联名告状的信，要求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帐目。侍从官将此件附上一件公函，转行政院办理。曾任孔院长官邸秘书处秘书、时任行政院参事的夏晋熊不知深浅，一看是侍从室来文，不敢怠慢，当即拟了一个签呈，建议由行政院组织人力到中央银行查帐。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或因事忙没有看到，或因老奸巨猾，故作不知，总之，他没有在这件公文上签字，就径直送到范庄孔院长官邸秘书处呈孔氏批阅。

孔祥熙一见公文，大为震怒，马上质问张厉生，这是谁的点子？张看是夏晋熊的笔迹，就说，大概是晋熊的意见！孔对张厉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帐！”结果，张碰了个大钉子，回来垂头丧气地把这件公文扔到一边，责怪夏晋熊说：“你真太幼稚了，侍从室也不过把这份公文往我们这儿一送，就算了事。”从此，查帐之说，寿终正寝，再没有人敢于提起。

孔宋夫妇在公馆开支及私人用度方面是“俭用”而不省吃，如果要他们拿出私人财产支援抗战大业，更是精打细算，决不肯轻易“放血”。

一次，蒋介石了解到国民党的党员们缴纳的党费为数很少，企图采取党内募捐方式筹集一部分党费，充实国民党的活动资金。并指名要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位国民党员兼大亨带头示范，多出点钱。可是，孔、宋口诺而实不至，一味推诿敷衍，蒋介石对之也无可奈何。

抗战期间，重庆银社召开献金大会，孔祥熙也跑到这次会上动员大家为抗战大业献金。人们见孔一味唱高调，全无实际行动，早已对其不满，于是，有人故意振臂高呼：“请孔副院长拿出钱来！”接着，又有人起哄大喊：“100万！”这种场面，在一般人来说，也许是至为尴尬的。可是，孔祥熙则显得极有绅士风度。他不但毫无不快的面色，反而笑嘻嘻地大叹苦经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这是因为我还做一点小小的生意而已。”可见，一旦涉及到金钱问题，孔立即就会变得无比的精明加狡猾再加厚颜无耻。

其实，孔、宋豪门的贪婪和吝啬，早已成了舆论抨击的热门话题。但是，慑于豪门势力，当时是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话。于是，曲笔影射，便成了重庆传媒的一大时髦。

1939年春季，国民党政府由宋美龄等人出面大搞所谓“节约献金”运动，强制献金所及，连学生、歌女，亦不能幸免，然独不见孔宋豪门有所举措。私营报纸《新民报》据此在3月8日的副刊上刊登《狮子献血》的童话故事，借以鞭挞孔宋豪门的吝啬。

这篇童话的大意是说：狮子病了，需要输血。狐狸替它抓了几千几万的田鼠、蝙蝠、蜜蜂以及蚂蚁来输血，蜜蜂、蚂蚁因血尽而死的不知有多少，但狮子的病仍毫无起色。一只百灵鸟对狮子说，照这样，杀生既多，对大王贵恙却无好处，依臣愚见，只要三者便可治大王的重病，这三者便是洞后的老虎，洞前的大狼和捉蜜蜂的狐狸。它们平日都吃的是小动物，身上有的是血，只要它们肯在身上一割，便足治大王之病。狮子半信半疑，姑且把虎、狼、狐狸抓来输血，果然不到一半病就好了。

这篇童话登出后，颇受时人好评。蒋介石与孔宋家庭却被刺得有苦说不出。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一次机会给《新民报》算总帐，大骂该报在挖国民党政权的“墙脚”。

《狮子献血》之所以用曲笔手法，为的是怕直接触怒孔宋夫妇，遭豪门权势的报复。想想也是，一个标榜自己是民间报纸的新闻机构尚且对孔宋豪门如此惧怕，可见一般民众的处境了。但是，在当时孔祥熙与宋霭龄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也有一种铁骨铮铮的人，不畏权势，公开对孔宋豪门的种种不法行径进行揭露和抨击，以至其辞锋所向，直接指向蒋介石。这个人就是马寅初。

马寅初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又先后出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他于1928年创办并出任社长的“中国经济学社”，汇集了当时全国所有著名的经济学者和主管国家财经工作的高层人士，宋子文、孔祥熙都是该社的永久社员。

马寅初不畏权势，敢怒敢言，早已声誉卓著，孔宋之流更是畏之如虎。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认为以宋霭龄为代表的孔宋豪门利用权势，贪污勒索，徇私舞弊，恃强凌弱，巧取豪夺，走私囤积，大发国难财等等不法行径，“其误国之罪远在汉奸、奸商之上”。

1939年物价已开始上涨，法币则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美钞的投机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突然公布将当时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半，致使人心震动，物价暴涨，市场一片紊乱。而宋霭龄、宋子文等一批与财政当局有密切关系的豪门权贵，早在降低法币汇价公布之前，均不遗余力地大量购进美钞、黄金、银元和一切紧俏物资，一夜之间，许多人顿成巨富，而孔宋豪门的财富则翻了一番以上。

当时，宋霭龄坐镇香港，凭借手中的特殊权力，操纵指挥国内的徐堪、陈行、宋子良等人，向银行调拨头寸，借入巨额法币抢购黄金、美钞。几天后，用一半美金偿还银行本金，虽是白手起家，获利却在一倍以上。其贪赃枉法的胆量之大，发财途径之方便，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些权贵豪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大肆侵吞人民资财的丑恶行径，人们因畏惧宋霭龄等人的豪门权势，莫不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唯马寅初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不假辞色，公开进行抨击。

1939年秋，在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场址，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事前，马寅初亲邀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与会，孔不知是计，欣然前往。会上，马寅初“坚请”孔氏上台对国家财经情况和政策作出说明，先给孔氏当头棒喝。当孔祥熙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红耳赤地在台上敷衍一番，发言将毕时，马寅初以三问部长先生的形式，三次将孔祥熙的“军”，猛烈抨击当局的财经政策和豪门权贵的徇私舞弊的不法行为，致使孔祥熙在台上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尴尬难堪，出乖露丑，一时人心大快。

马寅初在第一问中单刀直入地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更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

一问之后，孔祥熙无言以对。马寅初开始触及宋霭龄等权势人物利用法币汇价调整之机，大肆套购外汇获利的黑幕。

马寅初义正词严地追问：“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

二问之后，孔祥熙面色发白，汗珠爬额。马寅初更是声色俱厉地大声问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的微末储蓄，都是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的法币在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三问之下，孔祥熙呆若木鸡，脸色由白转青，嘴唇由红转紫，在台上如坐针毡，却又无法下台。台下的会员们因感于马寅初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顿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后有人提议会间休息10分钟，孔祥熙才得以走下主席台，托言有事而溜之大吉。

从此，马寅初无情鞭挞的“三问”在孔祥熙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1940年，马寅初在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期间，三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更严厉地抨击孔宋豪门及官僚资本。5月29日，马寅初在重庆社交会礼堂发表演讲，痛斥孔、宋贪污，大发战争财和国难财的行径，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指明要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开始。

马寅初的演讲，在海内外舆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孔、宋家庭在社会上承担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为此，宋霭龄、宋美龄不得不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蒋介石由此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见他。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蒋表示要同马寅初谈谈，孔祥熙甚至也企图请马寅初岀任财政部次长，以资拉拢，但均遭马寅初拒绝。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之邀，在重庆实验剧院再次发表演讲。这一次，马寅初鉴于蒋介石屡次包庇宋霭龄、孔祥熙等权势人物过关的事实，不但骂了孔宋豪门，还直接骂了蒋介石。

马寅初在讲演中大义凛然地说：“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

11月24日，马寅初第三次发表演讲，再次义愤填膺地大声疾呼：“请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

马寅初由骂宋霭龄、孔祥熙、宋子文，又骂到蒋介石，言词激烈犀利，甚至发出“救蒋杀孔灭宋”的呼吁，真可谓大快人心。然而，马的言行终于彻底激怒了孔宋豪门，蒋介石也为之恼羞成怒，即令戴笠严厉“管教”姓马的。

12月6日，特务们将马寅初从家中的早餐桌边带走，先后押在江西上饶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达21个月之久，对外则托词送他到第三战区考察战时经济云云。

马寅初被带走后，蒋介石痛定思痛，亦认为孔宋豪门势力的恶性膨胀，已经构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一大挑战，于是，决定成立财政部缉私处（后升格为缉私署），手令由戴笠任处长，意图借特务手段来抑制豪门势力的无限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