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1日，杨得志上将收到了一个自称是自己下级的来信。当他看到信中熟悉的名字时，这位曾在战场上纵横捭阖、鲜血洒遍沙场、从未轻易流泪的铁血将军，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立刻安排好车辆，准备赶往信中所写的寄信地址。

到达那里，杨得志见到了眼前的老战友。此时的他病卧床榻，瘦弱得几乎只剩骨架，甚至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杨得志紧紧拉住老战友的手，询问县委领导情况时，县委才恍若大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一直以为侯礼祥是特务……”

为什么县委会将一位开国上将的老战友误认成特务呢？

杨得志

1912年，侯礼祥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家庭并不贫困到吃不饱饭，也不像那些富裕人家一样奢靡无度。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前途，父母将他送到学塾读书，四年的学习让侯礼祥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算得上是一个有学识的人，读书写字自然不成问题。

可到了十三岁时，他的父母相继去世，留下他孤零零一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侯礼祥无依无靠，只能独自面对生活的重压。迫于生计，他决定前往荆州市找一份工作，希望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虽然他有一肚子的学识，但年纪尚轻，找不到教书的机会，只得在一个地主家做长工。

1929年大年夜前一天，侯礼祥听闻红军正在扩招征兵的消息，心中激动不已。他立刻打听到湖北地区的招兵地点，随后兴冲冲地朝报名处赶去，步伐越来越急促，心中满怀期待。

曾经深受地主压迫的侯礼祥，十分明白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早已听闻红军是为了摆脱百姓困境而成立的队伍，其根本理念便是“人人平等”，要解放广大的贫苦百姓，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这些理想深深打动了他，使他决心加入这支队伍，为百姓争取自由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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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侯礼祥风尘仆仆地赶到报名地点时，眼前的场景让他不禁停下脚步——人群涌动，报名处熙熙攘攘，气氛热烈而紧张。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光彩和向往，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可就在报名时，由于现场过于嘈杂，工作人员错误地将他的名字写成了“李祥”。

当时年轻的侯礼祥并未多想，只是认为这名字不过是红军内部的代号，没多做在意。他无法预见的是，这一小小的名字错误，竟会成就一生的错位与遗憾。

1929年3月，由于在部队中的突出表现，侯礼祥仅在红军中服役了一年，就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1929年到1934年，侯礼祥跟随大部队在江西地区参与了多场关键的战斗，包括剿匪、分田地、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活动。虽然这些年他在红军中的表现并不特别突出，也没有获得显赫的名声。

杨得志

真正让侯礼祥在红军队伍中打响名声的是长征期间。当时他被编入红一军一师一团，担任了连长职务。在这里，他与团长杨得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和工作关系。两人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默契”。

每当长征途中的红军取得一次胜利，或者进行一次重要的队伍重组时，侯礼祥和杨得志都会在原地晋升一级。长征结束时，侯礼祥已经从一个连长成长为红一军一师一团的团长，而杨得志也迅速晋升为红一师的师长。

正如古话所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杨得志比侯礼祥年长一岁，在这漫长的战斗岁月中，二人早已没有了上下级的距离，更像是亲兄弟。

1936年，经过数年浴血奋战，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经历了大规模的减员和艰苦的行军，终于在这年抵达了延安。在这里，队伍又一次进行了整编，杨得志被调往红二军担任师长，负责外线作战。而侯礼祥则被调到红一师，进入了新的师长陈赓和政委杨勇的麾下。

陈赓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侯礼祥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投入了新的战斗中。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整整一年，提升了自己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学习结束后，他肩负起了保护中央军委安全的重任。

那时，延安的环境堪称恶劣，几乎可以用“穷山恶水”来形容。敌人时常派遣战机飞临，丢下炸弹进行轰炸。每当战机呼啸而过，侯礼祥所在的八路军总警备队便迅速组织整编，准备迎接下一轮的袭击。虽然战斗环境恶劣，侯礼祥依然严阵以待，毫不放松自己肩上的责任。

到了1939年，侯礼祥在一次执行保护中央任务时不幸受伤，伤势严重，生命一度危在旦夕。经过紧急治疗，他不得不离开了前线，暂时告别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地方。此时远在冀鲁豫地区参加游击战的杨得志并未得知这一消息。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极为简陋，山高路远，消息传递异常困难，任何与战斗相关的消息往往只能通过书信或者人际间传递。而当战事爆发时，甚至连最基本的通讯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许多人对彼此的情况一无所知。

伤愈后的侯礼祥并没有回到前线，而是被调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这个岗位让他能够更加稳定地为革命做出贡献，同时也为他后来的地下工作积累了经验。后来，侯礼祥再次被调回了家乡——江陵，并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由于江陵当时依旧是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过去，不敢向任何人提起自己曾经在红军中的经历。即便是党组织发给他的荣誉证书，也不能随便展示给他人看。

为了更好地融入这一时期的生活，侯礼祥放弃了自己曾在红军中使用的代号“李祥”，恢复了自己的本名“侯礼祥”。

他在家乡遇见了一位姑娘，二人很快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为了谋生，他们一起开了一家棋牌室，过上了平静且安定的日子。

左一为杨得志

然而在某天清晨，侯礼祥醒来时，发现家中的一切几乎被掏空。房间里原本安放着的家具和物品全都不见了，就连曾经党组织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也悄然消失。没有了这些证明，他再也无法证明自己曾是红军中的“李祥”。

侯礼祥迅速找到当地的组织联络员，说明了家中被盗一事，想重新办理身份证明。可联络员告诉他，眼下有一项紧急任务需要他立刻执行，身份证明的事可以稍后再办。

这项任务要求侯礼祥潜入国民党内部，获取情报并协助其他地下工作。于是，他开始暗中打探国民党组织的情况，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和努力，终于成功渗透进去，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联保主任”。

在他担任职务期间，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党组织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情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立下了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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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国民党终于发现了当地的地下组织，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随着地下工作的彻底摧毁，侯礼祥的身份暴露，他一时间成了无法联系的“断线风筝”。无奈之下，他只能继续在国民党内部潜伏，耐心等待与党组织的再次联系。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几年过去了，侯礼祥依旧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党的消息。最终他找了个理由辞去“联保主任”的职务，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被分配了一个不起眼的任务——喂耕牛。由于他不懂农活，工作十分艰难。然而侯礼祥并未放弃与组织的联系，他多次提起自己曾是红军团长的身份，试图恢复过去的荣誉。

可家中凭证的丢失，且身处偏远小县城，他根本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曾是“李祥”。每当他提及过去，反而遭到乡亲们的嘲笑：“红军团长，怎么可能混成这样？”甚至村里的干部也怀疑他有“伪军”背景，认为他是“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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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质疑几乎让侯礼祥崩溃，甚至连妻子也开始怀疑：“如果真是团长，为什么没有首长找你？”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如今却无法证明自己的一切。

其实杨得志和杨勇等首长一直在寻找失联的老部下，尤其在1955年授勋时，他们没有看到“李祥”的名字，这让他们心中更加不安，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按侯礼祥的资历，授予少将军衔本应没有问题。

然而由于侯礼祥与组织早已失去联系，查找的线索也完全断了。

无论如何，乡亲们已经对侯礼祥产生了成见，大家的眼光充满了怀疑与疏离。这让侯礼祥感到极大的屈辱，他心中一直憋着一股气，决心要理清自己的历史，洗清冤屈，恢复自己应有的尊严。

1961年，乡里新调来的干部得知侯礼祥的遭遇后，深感同情，给了他一个主意：“如果你真的是老革命，就写信给中央办公厅，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帮你联系。”侯礼祥一听，顿时茅塞顿开，感到似乎找到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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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家里，拿起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侯礼祥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过去，表明自己曾是红军团长，并希望杨得志能为他作证，证明自己确实是那个曾经为革命奋斗的“李祥”。

杨得志收到信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李祥”离开队伍后，他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甚至一直以为“李祥”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经过一番调查，杨得志确认信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于是亲自为侯礼祥写下了一封证明信，寄了过去。

侯礼祥激动万分，拿着这封证明信前往当地政府，准备恢复自己的名誉。然而工作人员看到信后，却冷冷回应：“这封信只能证明你曾是红军的一员，但谁知道你后来进了国民党，到底做了什么？”侯礼祥当场愣住了他试图解释，但由于当年与他接头的地下党组织和上级早已失联，他根本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无奈之下，侯礼祥只得默默回到家中，继续着每天的农活。乡亲们依旧对他冷眼相待，十年如一日，侯礼祥的心中积压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无奈。直到1971年，县委终于解除对他的监控，那时他决定亲自前往济南找杨得志，但他身无分文。

杨得志

可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侯礼祥不顾一切，日夜奔波，想方设法最终来到了济南军区大院。到达时，他的模样可谓狼狈不堪，蓬头垢面，像极了一个流浪汉。警卫员一开始拒绝让他进入，然而看到他身上的疲惫与真诚，警卫员有所动摇，于是将侯礼祥叫到一边，让他详细说明情况。

李祥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警卫员听后心中起了疑虑，认为他说的故事有几分可信，于是决定将事情转告给杨得志。

工作人员告诉李祥，杨得志正在北京开会。尽管如此，警卫员决定先照顾这位老人，并且出钱让他住进旅馆，耐心等待杨得志的回归。

几天后，杨得志终于回到济南，首先让警卫员核实一些侯礼祥和他之间的细节，确保一切无误后，杨得志才将侯礼祥请到了自己家中，热情接待。

第二天，杨得志为李祥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拿着信去武汉军区找曾思玉司令员，进一步处理事情。临别时，杨得志额外给了李祥200元现金，并特别叮嘱他：“办妥事情后，记得回来给我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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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李祥到达武汉军区时，恰好遇上曾思玉外出，未能与他见面。李祥心想，这一次事情应该已经定了，于是决定暂时不急着回家，等曾思玉回来再办事。然而他没想到，这一决定却引发了接下来的波折。

李祥回家后，因外表光鲜亮丽，被一个小偷误以为他发了大财。那晚小偷闯入李祥家，盗走了杨得志写的信和他赠送的物品。失去这些证据后，李祥彻底死心，认为自己背上的“特务”污名永远无法洗清。

接下来，李祥的身体日渐衰弱。经历了这么多的打击，身心的双重压力让他越来越苍老。杨得志给他的那笔钱也很快花光了，日常的生活成了难以承受的重担，连买药的钱都变得捉襟见肘。

正当李祥觉得自己命不久矣，病痛缠身、陷入绝望时，突然发生了一次转机。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一天在荆州视察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老战友可能还住在这里。于是他急忙打听到了侯礼祥的住处，决定亲自去探望这位曾经的战友。

杨得志（中）侯礼祥（右一）

当杨得志来到侯礼祥家时，看到屋里空无一物，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而李祥则卧病在床，身体极度虚弱。杨得志当即向县委的负责人质问：“为什么你们会让曾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老红军战士如此困苦？”

县委的干部们愣住了，完全没想到侯礼祥与杨得志上将之间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关系。

然而县委此前的调查显示，侯礼祥一直被怀疑是特务，甚至有乡亲举报他曾为日本人工作。对此，县委的干部们有些委屈地表示：“我们以为他是特务，因为没有找到他的档案，而且还收到过举报。”

杨得志上将顿时严肃起来，直言：“不可能，礼祥同志和我一起走过长征，曾当过红军团长，他还救过我的命，战争中多次受伤，我亲眼见证过。”听到这话，县委的干部们瞬间慌了神。

事后，杨得志特地指示江陵县的领导，成立专门的调查组，重新审视侯礼祥的情况。不久后，侯礼祥得到了县里的扶贫优待，安置在了一间瓦房里。

侯礼祥（右一）

1975年，县里正式恢复了侯礼祥的名誉，并报销了他多年来为了证明清白而支付的所有费用。

此后侯礼祥安享晚年，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唯一的遗憾是，由于党费中断多年，他未能恢复党员身份，未能再度成为那个曾为革命奉献一生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