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台剧发力有目共睹。
但评分天花板始终没变——
《我们与恶的距离》。
六年前的第一部，刷新了大众对台剧的认知。
而今年推出的续作，沿用原来的班底，也被赋以超高期待值。
谁知面世的过程却波折重重。
先是疫情影响。
再是剧中演员孟耿如，因牵扯丈夫黄子佼的台版「N号房」事件丑闻被抵制。
《与恶2》剧方只得应观众要求删减其戏份。
数次定档撤档后，终于播出。
口碑虽然不算差，但跟前作比还是掉了一档。
历来神作难逃续集魔咒，这部难道也一样？
来吧，看看咋回事——
《我们与恶的距离2》
续作翻车？
与第一部一样，《与恶2》的故事也始于一桩无差别杀人案。
24岁男子胡冠骏，在一家超市外纵火，点燃一辆摩托车。
火势蔓延，酿成5死12伤的悲剧。
犯罪者对罪行供认不讳，言行看似毫无悔意，引发众怒。
不过，两部的内容重点差异不小。
第一部聚焦犯罪过后，对众多社会议题进行自检与重建。
第二部的内容，算得上是对第一部的补充。
它尝试回答了前作悬置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无差别杀人犯？
要回答这个问题难度极大，绝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第二部评分下跌的原因，也由此而来。
比如，人物关系庞杂，时间线跨度大。
纵火案背后涉及6个家庭、几十个角色、前后20多年的纠葛。
内容细碎且每两集变换一次时间节点，带来混乱感，提升了理解难度。
十集的体量，很多人看到第四集才大概搞清楚人物关系。
更何况，剧集探讨的问题也远比第一部更具争议：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杀了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判他？」
这个问题，不仅司法界争论多年，现实中也几乎没有共识。
因为它触碰的是最根本的情感矛盾——理性与情感的冲突。
当一个人因为精神疾病杀人，是否意味着他就可以不受惩罚？
那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又该由谁来偿还？
正是这种议题本身的复杂性，使其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挑战的姿态，投入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争论之中。
也因如此，看完最后一集后，鱼叔反而确信这部剧没有烂尾。
我们仍能从貌似繁冗的故事里，看到依然锋利的「问题之刃」。
最核心的那把刀，正对准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
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为杀人犯的？
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为杀人犯的？
此剧不是在为杀人犯辩护。
而是用几乎令人窒息的情节，展示了胡冠骏成为凶手的全过程——
这个男孩，并非天生的恶人。
他自幼患有自闭、注意力障碍，无法集中精神，学习困难，交际能力差。
小时候无法专注画画、理解不了数学题。
因为难以管教，就被丢到外婆家。
长大后，又成为校园冲突的常客：
成绩差、行为异常、和老师顶嘴、与同学无法相处……问题愈演愈烈。
父母本是中产阶级，经济无忧，也曾全力投入。
带他看病吃药、安排保姆、不停换学校。
但一次次复发、失控、校方和其他家长的投诉，让他们从「无条件的爱」逐渐滑向「沉甸甸的责任感」。
他们彻底放弃了，认定生了一个恶童，转而将重心放在了弟弟的身上。
剧中有一幕，胡冠骏又和同学起了冲突，被老师叫了家长。
原本并不是他的问题，他也极力解释。
但因为他的「累累罪状」，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他。
父亲也第一时间怒骂，「为什么要搞这些麻烦？」
再后来被退学、被隔离，被送进医院。
精神科的医生很温柔，少年法官也对他充满耐心。
但在他眼中，那些善意背后，依然是一种区隔。
他感受到的不是「平等的照顾」，而是「被区别对待」的羞耻。
逐渐地，他学会了怎么表面上当一个正常人。
装出平静、有礼貌、懂规则的样子，好尽快离开医院。
但真正的连接没有建立，他始终是一个难以融入环境的异类。
成年后，他和父母渐渐断绝联系，靠打零工谋生。
也曾尝试「正常生活」。
交了女朋友，女友怀孕。
似乎命运开始松动。
可现实立刻反扑。
他在超市打工时，被同事排挤，被老板无故辞退。
他没有钱买药、缴房租，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
恰逢女友怀孕，他找到关心他的医师借钱，被拒绝。
找老板也无果，找父亲求助也被赶出门。
一气之下，才放火烧了老板的机车。
却没料，火势迅速蔓延，整个超市都被烧。
超市里的安全门因故障锁死，里面的人无法及时逃出，才酿成了人命。
受害者中，就包括那位始终关心他的少年法官和她年幼的孩子。
这场悲剧最残酷之处在于，胡冠骏并非被彻底放弃过。
他曾被无数人试图接住——但接住的人，不是系统，而是几个「个体」。
他们曾用尽力气托举他，却无法抵抗整个社会的不接纳。
而胡冠骏自己，也未曾没有努力过。
他的犯案，不只是他个人的崩塌，也是整个系统的失守。
在纵火案中丧生的少年法官及其女儿，恰是胡冠骏的精神科医生。
失去妻女后，医生也终于崩溃，甚至动了私刑复仇的念头。
这是人之常情。
可这种情绪，面对「如何看待精神病人犯罪」这个问题，依然无法轻松作答。
能否避免一个精神病患成为杀人犯？
《与恶2》没有轻易给出答案。
但它用「对照组」的方式，展示了一些可能性。
剧中那位少年法官，之所以在所有人都放弃「问题儿童」时，执着地坚持陪伴，尝试感化。
是因为，她曾经也被认为是问题儿童，几乎要被父亲放弃。
但在她母亲不懈的陪伴下，不仅顺利长大，还成为一个相当优秀的少年法官。
还有另一个精神病患者角色，同样因疾病导致家庭暴力。
在确诊后积极接受治疗，本已逐渐康复。
但在疫情期间，一次断药、加上社交隔离和恐慌情绪叠加，他病发并误杀了一名法警。
最终他被判无罪，但要监禁看护，接受进一步治疗。
经过治疗，他也变成了一个温和、负责的丈夫和父亲。
可能有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的确，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每次一有杀人犯因精神疾病脱罪的新闻，都有大量反对声。
因为这无疑挑战了有罪必罚的常识性认知。
人们会觉得失去了安全感，为受害者家庭觉得不公，呼吁死刑，或终身监禁。
但，和上一部所表达的一样，这部剧讲述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说明：
精神疾病不等于恶，防治系统的有效运行，才能真正预防、减少犯罪。
很多时候，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与恐惧，远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力。
每次患者失控，最先被指责的，往往是「为什么要让他在外面乱跑？」
可恰恰是这种标签、区隔、排斥、懒政……
让很多家庭不敢送孩子去看病，不敢公开寻求帮助。
很多人也因此不愿意成为精神病医生，导致人力不足。
这一切，反而都埋下了更危险的因子。
剧中也精准地揭示了另一种悲剧循环：
当一个患病父亲入狱后，他们的孩子被推向社会边缘，到哪都受尽白眼，为求生存也走向犯罪道路。
这条悲剧的链条下，是恶的再生产，更是社会系统的整体溃败。
因而，当我们轻易地将「精神病杀人」归结为「个人问题」。
实际上是在对整个公卫系统、司法制度、社会支持网络的失职视而不见。
此外，很多人无法接受杀人犯因精神问题脱罪，也是因为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
以为「因精神问题脱罪」就等于「免罚」，就是当庭释放了事。
其实远非如此。
他们往往要经历长期的矫治与监管程序，家庭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
很多罪犯重蹈覆辙，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制度本身就残缺不全，投入不足。
大多时候，人们只是为了避免这些复杂、繁琐的工作，选择用私刑、牢狱之苦了结。
但这部剧最后，也发出追问：死刑真的能够救赎吗？
结尾，胡冠骏被判死刑。
在很多观众看来，这可能是唯一能安慰受害者的方式。
但剧中角色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到最后也没有求饶，没有因此痛苦。
甚至有人发现，他故意摆出冷血、玩世不恭的态度，似乎就像是在期待死刑。
对他而言，疾病所伴随的自毁性倾向一直没能根治。
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对他而言，就是解脱、是了结。
而这，恰恰让惩罚本身失去了意义。
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与恶2》在结尾留下一连串掷地有声的问题。
我们真有能力，让每一个精神疾病患者，都能在犯案前被接住吗？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法律与社会机制，避免「下一个胡冠骏」吗？
在死刑之外，我们是否能构建出真正的公共安全体系？
这都比判一个人死，更复杂，更难，也更重要。
这部写满了希望和绝望的剧，并不治愈，也没有提供答案。
但鱼叔认为它没有烂尾，是因为它确实完成了大部分华语剧都没能做到的事：
真正地直面恶的根源，并追问我们社会能否承受救赎的代价。
而在这个问题被回答之前。
我们与恶的距离，仍旧并不遥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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