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是朱贻荫当地下党的化名,从小家境优越,从宁波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参加反帝运动。

在家庭的安排下,朱枫远嫁给东北奉天兵工厂的工程师陈绶卿,两人生下了一个女儿陈兰芳。

朱枫嫁过去的时候,陈绶卿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前妻生下了二儿二女,但只有7岁的阿菊跟着他,本名叫陈志毅。


45岁牺牲的朱枫,60年后才找到她骨灰,养女阿菊85岁依然拒认继母


朱枫对阿菊很好,将她抚养长大,嫁给了警务部门的王昌诚,1946年两人一起由上海赴台。

朱枫和丈夫陈绶卿在1931年九一八时回乡避难,陈绶卿不久因病去世,1937年,朱枫投入救亡活动,与朱晓光结婚,两人生下了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

朱枫在1945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调去香港地下党工作,1949年底到台湾以探亲为名住在阿菊家里从事情报传递工作,与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吴石接上头,可惜,次年2月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朱枫和吴石。


45岁牺牲的朱枫,60年后才找到她骨灰,养女阿菊85岁依然拒认继母


朱枫被捕前,其实已经完成了她的特派员工作,准备月内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还提前给上海的好友写了一封即将归家的信,可惜,蔡孝乾的突然被捕与叛变,终结了这一切的幸福。

吴石听到风声后,立马安排朱枫逃往舟山,可从舟山到老家镇海无船可渡,家乡就在眼前,望眼欲穿,最终被谷正文手下抓回台湾。

在狱中,朱枫把她衣服上共二两重的金锁片和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分四次用热水吞下,痛苦昏迷两天后,在医院用泻药排出,最终还是与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人一起被枪决。

这一年,吴石57岁,朱枫45岁,聂曦33岁,陈宝仓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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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遇难后,便由台北当局送去火化了,3个月后,阿菊申请去领回继母的遗物,经同意后,阿菊最终也未露面去认领,不知是什么改变了她的主意。

至此以后,阿菊和丈夫王昌诚改名失踪了,即使两岸通商快20年,阿菊夫妇也从未回过大陆,甚至故意躲避亲人的寻访,户籍档案里也查无此人,任何也找不到他们的行踪,包括朱枫的儿女。

直到阿菊在85岁时,台湾历史学者徐宗懋才在疗养院找到了名叫陈莲芳的阿菊,此时改名叫王朴的王昌诚已经病逝。

因为朱枫的牵连,王昌诚当年也被关押了好几个月接受审查,后来阿菊一家与朱枫彻底划清了界限,直到她85岁时,被问到朱枫当年的事,阿菊害怕牵连到女儿,依然很坚定地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朱枫的骨灰就这么被遗弃在了无主纳骨区里,编号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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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瞬来到了2010年,一位姓潘的先生去台北参加秋祭时,发现了已改成编号77的“朱湛文”的无主骨灰罐,他将这个消息通过徐宗懋发邮件告诉了朱晓枫,认为湛文就是湛之的误写,经核查,就是朱枫。

此时的朱晓枫年事已高,她让大女婿李扬全权代表去办理领回骨灰的事,在用专机送回烈士朱枫的骨灰回到家乡镇海,刚好是朱枫牺牲60年。

朱枫赴台是以华东局交通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在她牺牲的第二年,就由万景光做保,批准了她烈士的身份,其子女都享受烈士后人的待遇,而吴石的后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在吴石牺牲了23后,才在周总理力排众议之下追认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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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在1950年被称为“密使一号案”的吴石等人在特别军事法庭受审后,写了一篇《吴石等叛乱案》,里面他是这样评价朱枫吞金,大义凛然的朱枫的:

“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在母亲牺牲50年后,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朱枫身穿淡蓝色碎花旗袍,外罩一件蓝色毛衣,神情泰然,毫无惧色,从容赴死,真是感慨良多,千言万语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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