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的官场形态，嘉庆帝总结了一句话：“本朝与胥吏共天下”。意思是说，全国大大小小的衙门中，真正当家做主的并不是官，而是体制之外的胥吏。嘉庆帝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

“吏”原本也是指官，否则中央管理官员选拨的部门也不会叫吏部了。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吏的身份陡降，成了编制之外的办事人员了。清代官与吏的区分更加明显，胥吏没有政治地位可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官场腐败的代名词。 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名义上说大致如此，但在清代官场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吏的作用有时候大大超过衙门的正官，而且在具体办事时俨然成了凌驾于官员之上的一个庞大群体。有几个例子很能说明吏的巨大能量。

张廷玉是清代的名臣，他死后谥号为“文和”，“和”意为温和，是说他善待下属。不过张廷玉还有一个绰号——伏虎侍郎。是说他对宵小之吏管制甚严。他担任吏部侍郎时，有个书吏张某，最擅长舞文弄墨，喜欢在文字上玩一些花样，把各级官僚们害得够呛，人称“张老虎”。 有一次，张某故伎重演，被张廷玉抓个正着，但他能量颇大，请来了众多的高官为他说情。张廷玉不为所动，向来温和之人也刚硬了一回，硬是把这家伙敲打了一回，此后便获得了“伏虎侍郎”的美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张廷玉任职吏部时，一日上堂理事，司官手持某省的汇报材料前来处理。这些材料很乱，一时无从着手。张廷玉以谨慎勤勉著称，细心翻阅材料，发现文中将“元氏”县误书成“先民”县，司官的处理意见是打回原省，叫巡抚前来说明问题。

堂堂的巡抚竟然将所辖的地名写错，这事可大可小。按照以往的管理，这些封疆大吏们只要贿赂书吏，便可大事化小。六部的书吏们也正是借着这样的手段向各级官吏敲诈勒索的。张廷玉久在官场，其中原委自然十分清楚，他知道这是书吏张某从中作梗，故意添加笔画，无非是想勒索银两。结果张某案发，被逐出吏部，永不叙用。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张廷玉那般的谨慎和智慧。晚清时期湖广总督李瀚章就在书吏的面前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他接替李鹤年任湖广总督。上任后李瀚章便三把火烧得属下的书吏十分恼火，其中有个书吏便想收拾这位初来乍到的总督大人。

这个书吏略施手法，在奏疏中将原来的材料直接报给了朝廷，而且署名仍然是“湖广总督李鹤年”。光绪帝看到奏折后，气不打一处来，将材料仍在御案上，大发雷霆，质问如今的湖广总督还是李鹤年吗？并声言要将李瀚章“交部议处”。幸好军机大臣们从中周旋，这才免于处罚，李瀚章被这一变故吓得不轻，对书吏的态度立马好转。 还有一位晚清重臣魏光焘也吃过书吏的苦。魏光焘起先是跟着曾国藩、左宗棠在枪林弹雨中一起混的，先后任新疆布政使、新疆巡抚、云贵总督、陕甘总督，后任两江总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官名颇佳。

早在他担任道员的时候，手下有百十人当了逃兵，魏光焘便下令通缉，发文各地，要将逃兵捉拿归案。由于手下书吏办事疏忽，或是暗做手脚，他们把这个通缉令下面的抄送单位写成了奉天知府。谁知过了几天，便收到奉天方面的来函，斥责魏光焘“轻谩上官”。 按清制，奉天府是陪都的所在地，府的长官与顺天府一样都称为“府尹”而不是“知府”，且官居三品，是大清级别最高的府长官。魏光焘竟然将奉天府尹写成了奉天知府，岂不是轻谩上官吗？真要是上纲上线，别说官位难保，以大不敬之罪拖出去砍头也未尝不可。 幸好人家也不当真，加上魏光焘也机灵，赶紧写信赔礼道歉，并送上一万两银票表示补偿，这件事也就勉强对付了。此后，魏光焘生怕慢待了手下的书吏，三瓜两枣的给了不少好处。

清代的官场上，多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官对付吏叫猫抓鼠，吏对付官叫鼠弄猫。只不过一个是明面上的，一个是暗地里的，谁输谁赢，还真是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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