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走出的书记：杨正午的山路与心路

在湖南省西北边陲、武陵山区腹地，有一座县城，名为龙山县。

山里的县城，常被人当作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可偏偏有人的命运，从小点折成了省城里的一条线。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出身不显眼，后来坐到了湖南的最高位之一——这一路，有竹叶的清香，也有风口的质疑。

他叫杨正午，土家族人，出生在1941年刚入冬那会儿。家门外是连绵的山，家门里是紧巴巴的日子。那几年，外头的兵火像阴影一样压着，粮食紧缺、消息混乱，家里人常常是把粗粮掺着野菜煮，孩子能吃饱一顿就算过节。这类生活的苦，不必多说，湖南的老人们一提那段时间，都是一声长叹。

新中国成立后，县里冒出了新学校。木桌被刷了漆，黑板上挂着粉笔的味道，小城里多了读书的声音。杨正午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长大，书念得不算“出了名的好”，但他心里有股劲——要离开山沟，把路走宽一点。

1960年，他从学校出来，被分到中学去教课。那时候的人，拿到一支粉笔就算有了“岗位”。他每天背着一摞作业本，走过泥路去学校，开门、扫地、备课，一样不落。课间，他会站在走廊看孩子们追打，嘴角有笑。他说不上是什么雄才大略，但看着一帮子孩子从生字里抬头，那种成就感就像山雨过后泥土的味道，踏实。

时间到了1968年，风向变得复杂。许多人把嗓门抬高，但他没有把精力放在争吵上，换了岗位，去了县革委会的政工组。那几年，县城的会开得多，文件堆得高，他做的是带着笔记本跑基层——谁家口粮紧、哪个路口坏了、学校缺不缺稿纸。他心里明白，口号不能当饭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往前推。一个年轻人那种实打实干的劲头，慢慢被组织看见，位置也就往前挪，后来让他去当县委书记。

“书记”的帽子戴上，山里人的斤斤计较就来了。村路要修，桥要加固，学校要扩建，哪个先做，哪个后做，不同的村里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做事有个习惯，先把人叫来坐下说：你们先讲，我做记录。会开完，他不立刻拍板，拉着班子去看现场。走走停停里，县里的事一点点理顺。那时候的人，流行说“年轻化”，他恰巧赶在风口上，也靠自己攒了口碑，走到了更宽的台阶。

1983年，他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了州委书记。大山里的民族多，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处理起来，讲情更要讲理。他懂土家话，也懂得在公开场合用普通话慢慢说事：不偏谁，不冷谁。改革的浪潮从沿海拍到内陆，他在州里推动把土地责任落实到家户，人们常说的那种“把一块田承包到一家人头上”，农忙时，山坡上吆喝声比以前大，打场的笑声音更厚。州里经济的数字每年往上跳一小截，可真正让他心里舒服的，是走在寨子里，看见房檐下晒的辣椒越来越红。

1990年，他进了省里，当上了湖南的副书记；几年后又当了省长。别人看他的履历，会用“快”这个词。快就会有人疑问：这人背后靠着谁啊？在一次大会的走廊上，记者挤在他面前提问，他笑一笑，回了一句意思很直白——自己没有什么“门路”，最硬的靠山是群众。说这话的人，语气不激烈，但眼神很笃定。你会觉得，他是真的把“老百姓”这个词放在心里最靠前的位置。

1998年，他接过湖南省委书记的担子。到这个位置，谁都知道不是去做“个人英雄”的。省里工程多、产业多、每件事都会牵动无数人。他有一个常常挂在嘴边的提醒：湖南人该记的东西有三样——一个是那位把我们从旧世界拽出来的伟人，一个是老祖宗的根脉，一个是脚边的老百姓。你可以说他说话有点“老派”，但确实不空。后来他支持在韶山上马不少项目，修基础设施、办学校、搞干部培训，也把路拓宽、把灯点亮。有人说这像是还愿——“那位老人家当年带大家翻身，现在我们把他的家乡建设好”。话听着有感情，但做起来还是一条条审批、一笔笔资金、一地地施工。

有一次，他去韶山。冬天清晨的雾从山间冒出来，广场是冷的，人却很多，排着队献花。他静静站了一会儿，摘了帽子，走到铜像前，低头。没有太多话，仪式结束后，他和当地的同志一起去了学校，坐在教室后面，看孩子们读课文。他问老师：你们现在最缺什么？老师说：图书、助学金。回来的路上，他让秘书把这件事记在本子最上面。

他卸任那年，是2006年。换了人当家，新书记上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韶山的几个工程拿出来逐条看推进。这不是外交辞令，是具体的铺路架桥，谁都知道那里既是精神地标，也是经济活点。这个延续，像是一根接力棒：前任做的，后任跟上，不停顿。

退下来之后，他不是那种“深宅不见人”的老领导。他偶尔去韶山，也去县里。他喜欢挤在人群里听别人聊天，偶尔有人认出他，喊一声“书记”，他会摆手说：现在不当了，你们就叫我老杨。在2014年新年的那天，他再一次站在韶山的广场上，风有些刺脸，身边是当地的同志，花篮很大，绑着红绸。他抬头看了一会儿铜像，眼睛酸酸的，后来笑着说：大冷天，大家都来了，挺好。

他的标签很多：土家族出身、山区走出来、省委书记。标签之外，还是一个在山路上走过来的普通人：少年时粗糙的饭，教书时粉笔在指间留下的白印，当干部时跑基层脚上磨出的泡。这些碎碎的记忆从他身上混在一起，像龙山的溪流，一条一条地往下汇，最后流向一个更大的盆地。

有人会问，他升得这么快，真就全凭“民心”？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他的确赶上了时代窗口，也有个人的不少努力，外界的质疑不会因为一句话就消失。可一个人有没有忘记来处，路上看得见。比如他那些年推动的工程，多和基础有关；比如他去的地方，常常是学校、村道、卫生院。越是高位，越是把脚放低，这种做法并不时髦，却很难得。

也有人听他讲那“三样不能忘”的话，觉得老生常谈。我倒觉得，人到某个年纪，愿意讲“不能忘”，说明他怕的不是别人忘，怕的是自己忘。怕人一离开山，就不认得河。怕帽子戴久了，真正的面孔被遮住。我们常说，做官难，做人更难。难在把事情做好，也难在把心放稳。

故事讲到这儿不必收得太紧。他这一生，起于山城，行在大道，走回山中。读到这儿，也许你会想起自己家乡的一条路、一个人。一个人能不能一直记得来处？一座城能不能把走出去的人心里系住？风从山里来，到城里去，终究还是要吹回山里。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靠山，而最好的靠山，可能就是身边那些实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