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秋天。北方的秋天来得总像是场突袭，一夜之间，风就换了腔调，刮在脸上，带着一股金属的、凛冽的凉意。我们红星机械厂的梧桐树叶子，也是在那几天里，齐刷刷地由绿转黄，像是接到了什么无声的命令。

我就是在那阵风里，被开除的。

那天下午，我正趴在车间的铣床上打盹。阳光从高高的玻璃窗里斜着射进来，切出一道道明亮的光斑，空气里浮动着无数细小的尘埃和铁屑，混合着机油与切削液那股子独特的、有点刺鼻又有点甜腻的气味。老师傅们早就习惯了这味道，说这是工业的体香，是养活了几代人的味道。我闻着这味儿，睡得正香，梦里还是小时候，跟着爷爷在车间里跑，他的大手总是热乎乎的，掌心全是老茧，抓着我的手，就像攥着一块温热的石头。

“醒醒！醒醒！”

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我睁开眼，阳光晃得我一阵眩晕。是车间主任，姓王，一张脸绷得像块刚淬火的钢板。他手里捏着一张纸，纸的边缘已经被他捏得起了毛。

“人事科找你。”他言简意赅，把那张纸拍在我面前的机床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那是一张辞退通知。白纸黑字，字迹是那种老式打印机打出来的，带着一点模糊的墨迹。理由是“工作态度散漫，多次违反劳动纪律，造成生产事故隐患”。下面盖着鲜红的、刺眼的公章。

我盯着那枚公章，感觉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台老旧的柴油机在我颅内发动了。周围机床的轰鸣声，老师傅们的谈笑声，铁锤敲击金属的叮当声，一瞬间都离我远去了。世界变成了一部无声的默片，只有那枚红色的印章，在我的视野里不断放大，像一滩凝固的血。

我没想过自己会被开除。真的。

我们家三代都在这个厂里。我爷爷是建厂元老，八级钳工，手上出过的活儿，精度能用“丝”来算。厂里那台从德国进口的、最金贵的镗床，当年就是他带着几个徒弟，硬是用自制的工具给修好的。我爸接了我爷爷的班，虽然技术没那么精湛，但也是个老实本分的车工，一辈子没出过差错。到了我，子承父业，技校毕业就进了厂，分在最清闲的铣工岗。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像厂里那棵老梧桐树一样，在这里扎下根，看着四季更迭，直到退休。

“铁饭碗”，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词，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种身份的烙印，一种与生俱来的归属感。我从没想过，这只碗，说碎就碎了。

王主任看我半天没动静，叹了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了些：“小许，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这个月迟到几次了？昨天让你校个工件，你倒好，尺寸差了快一个毫米。这要是装到机器上，是要出大事的。”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浸了油的棉花。我确实懒散，我承认。厂里的日子太安逸了，安逸得像一潭死水。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听着同样的噪音，闻着同样的气味。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机床上的零件，早就被设定好了轨迹，快一点，慢一点，又有什么分别？

我捏着那张轻飘飘的纸，它却重得我几乎拿不住。我站起来，脚步有些虚浮，像踩在棉花上。车间里的人都在看我，眼神各异。有同情的，有惋惜的，也有那么一两道幸灾乐祸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了这个我待了三年的地方。

厂区很大，我走了很久。路两旁的梧桐树叶子在脚下堆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干脆的碎裂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叶和泥土混合的气息。我一直走到厂办公楼下，才停住脚步。

这是一栋三层的苏式小楼，墙皮有些剥落，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我爷爷还在的时候，这里是全厂的神经中枢，是荣耀和权力所在。我小时候最喜欢来这里，因为爷爷偶尔会被请到楼上开会，他会带我一起，让我在楼下的传达室里等他。传达室的老大爷会给我一颗糖，那种水果硬糖，在嘴里能含很久。

现在，我站在这栋楼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找厂长。

我不甘心。凭什么？就因为我打了个盹，校错了一个工件？厂里比我懒散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我？一定有别的原因。我想到了我爷爷。我爷爷当年在厂里是什么地位？谁见了他不客客气气地叫一声“许师傅”？就连当年的老厂长，见了我爷爷，也要递上一根烟，笑着问问近况。

对，找厂长。他或许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只要提我爷爷，他一定会给我几分薄面。这个年代，人情总比规定大。

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股冰凉的空气呛得我肺里一阵疼。我迈上台阶，推开了办公楼那扇沉重的木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悠长的呻吟，像是对一个不速之客的抱怨。

走廊里很安静，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撞击着我的耳膜。地面是水磨石的，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回响。墙上挂着一些黑白照片，都是厂里过去的辉煌瞬间：第一台机床下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技术攻关成功后的合影……我甚至在其中一张照片里找到了我爷爷。他站在一群人中间，穿着蓝色的工装，脸上带着一丝腼腆又自豪的笑。照片已经泛黄，但他眼神里的光，却依旧明亮。

厂长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一间。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宋体字写着“厂长室”。我站定，抬起手，却迟迟没有敲下去。手心里全是汗，黏糊糊的。我能想象出里面的场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个背对着我的皮质转椅，还有弥漫在空气中的、高级香烟的味道。

我犹豫了大概半分钟，最后还是咬了咬牙，敲了三下门。

“请进。”

里面的声音很沉稳，听不出情绪。

我推开门。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大，也更明亮。一整面墙都是窗户，窗外是厂区那片最大的草坪，草已经枯黄了。办公桌是红木的，擦得锃亮，上面除了一个笔筒、一部电话，就只有一个白色的瓷杯，杯口正冒着袅袅的热气。

一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桌后，低头看着一份文件。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就是新来的厂长，姓钱。据说是个“空降兵”，从市经委下来的，雷厉风行，来厂里不到半年，就搞了好几次大动作。

他没有抬头，只是用笔敲了敲桌面：“有事吗？”

“钱厂长，”我开口，声音有点干涩，“我是……我是铣工车间的许……”

我的名字还没说出口，他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很锐利，像手术刀，一下子就剖开了我所有的伪装和紧张。

“我知道你是谁。”他淡淡地说，把手里的文件合上，往旁边一推。“许宸，对吧？因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今天被厂里辞退了。”

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我心里掠过一丝诧异，但更多的是窘迫。他这么一说，我后面准备好的所有说辞，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我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好整以暇地看着我。“你是来求情的？”

我点了点头，又立刻摇了摇头。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那么卑微。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处理，太重了。”我鼓起勇气说，“我承认我工作有失误，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在厂里三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因为一次错误，就……”

“一次错误？”他打断了我，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人事科的报告我看过。这个月，你迟到七次，早退三次。上班时间睡觉被发现两次。至于你说的‘失误’，那个工件的公差要求是正负五丝，你做出来的，差了八十丝。许宸，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如果这个零件装上出口到德国的那批设备，我们整个厂的信誉，几十年的积累，就全毁了。这已经不是失误，是事故。”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我的心里。我无力反驳。因为他说的，全都是事实。

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我能听到窗外风刮过电线的“呜呜”声，还有他桌上那个瓷杯里，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的细微声响。我感到一阵无力，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不到任何可以依凭的东西。

就在我准备放弃，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我最后的救命稻草。我爷爷。

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用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语气问道：“钱厂长，您……您认识我爷爷吗？我爷爷叫许振声。”

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是带着一丝期待的。许振声，这个名字在红星厂，曾经是一个传奇。我不信他会完全没有耳闻。

钱厂长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双锐利的眼睛仿佛能看穿我的内心。他沉默了几秒钟，这几秒钟对我来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然后，他开口了。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近乎冷漠。

“他算什么东西？”

这六个字，像一把冰冷的铁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天灵盖上。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所有的预设、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侥幸，在这一刻，全部崩塌，碎成了齑粉。

他算什么东西？

我爷爷，那个能把冰冷的铁块变得比头发丝还精细的男人；那个为了攻克一个技术难题，可以在车间里三天三夜不合眼的男人；那个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这座工厂的男人……在这个新厂长的嘴里，就只是一句轻飘飘的“他算什么东西”？

一股热流猛地冲上我的头顶。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血液在血管里奔涌，发出海啸般的轰鸣。我死死地盯着他，嘴唇在颤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似乎没注意到我的变化，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他端起桌上的白瓷杯，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热气，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

“许宸，”他放下杯子，重新看向我，“时代变了。现在不是讲人情、讲资历的时候了。工厂要生存，要发展，靠的是什么？是效率，是质量，是纪律。你爷爷的时代，或许一个八级钳工能养活一家人，能赢得所有人的尊重。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看着窗外那片枯黄的草坪。

“你看看外面。这座工厂，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老人。机器老了，思想旧了，人员臃肿。再不刮骨疗毒，它就会死。开除你，不是针对你个人。你只是……第一个。后面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所有不能给工厂创造价值的人，所有还抱着‘铁饭碗’思想混日子的人，都得离开。”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

“至于你爷爷，”他顿了顿，转过身来，金丝眼镜后面的目光里，我读不出任何情绪，“他在他的时代，或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在我的工厂里，在我这张资产负ставит报表上，他什么都不是。一个已经退休二十年，过世快十年的老工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走吧。”他最后说，然后重新坐回他的办公桌后，拿起了另一份文件，仿佛我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栋办公楼的。我的腿是软的，我的脑子是空的。那句“他算什么东西”像一个魔咒，在我耳边反复回响，一遍又一遍，把我的尊严和信念，碾得粉碎。

我走在厂区的小路上，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像一群无家可归的蝴蝶。我走过食堂，走过澡堂，走过我们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属楼。这些熟悉的地方，此刻看起来却无比陌生。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

回到家，家里没人。我爸妈还在上班。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台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我把自己摔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想把整个世界都隔绝在外。

可是，钱厂长的声音，他那冷漠的眼神，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爷爷算什么东西？

我从床上爬起来，冲到客厅，抬头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我爷爷的遗像。黑白照片里，他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微微上扬，眼神温和而坚定。这是他当年评上全国劳动模范时拍的照片。

我看着他的眼睛，仿佛在无声地质问他：爷爷，你听到了吗？人家说你什么都不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骄傲，在这个新时代里，一文不值。

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这不是因为被开除的委屈，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被连根拔起的幻灭感。我一直以为，我活在爷爷的光环之下，这个光环能为我遮风挡雨。直到今天，我才发现，那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时代的大雨倾盆而下，没有什么光环能幸免。

晚上，爸妈回来了。我把那张辞退通知递给我爸。

我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他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刻刀一刀一刀刻上去的，此刻，那些皱纹仿佛更深了。他没骂我，也没安慰我，只是默默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

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妈在一旁抹着眼泪，不停地数落我：“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争气！你对得起你爷爷吗？你爷爷要是还在，看到你这个样子，他……”

“别提爷爷了！”我突然爆发了，冲着我妈吼道，“爷爷有什么用？人家厂长说了，他算什么东西！”

我妈愣住了，我爸夹着烟的手也停在了半空中。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声。

说完我就后悔了。我看到我爸的眼神，那是一种混杂着错愕、伤痛和无力的眼神。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走进了他和我妈的房间，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们家三口人，谁都没有再说话。

失业后的日子，是茫然的。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白天睡觉，晚上醒着。窗外，那棵老梧桐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少，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一双双伸向天空的、绝望的手。

厂里裁员的消息陆续传来。今天听说钳工车间走了十几个，明天又听说铸造车间整个都承包给私人了。曾经热闹的家属区，渐渐变得冷清。傍晚时分，再也听不到熟悉的下班铃声，也看不到成群结队的工人骑着自行车，说说笑笑地回家。一种无形的、压抑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厂区。

我爸的话也越来越少。他每天照常去上班，但回来得越来越晚，脸上的疲惫也越来越重。我知道，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是下一个。

我开始反思钱厂长的话。他说得对，时代变了。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但我能做什么呢？除了在工厂里摆弄那些冰冷的铁家伙，我什么都不会。

一天下午，我爸下班回家，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

“去把这个给你李叔送去。”他说。

李叔是我爷爷最好的工友，也是一位老钳工，退休后住在厂区另一头。我打开报纸，里面是一瓶酒和两条烟。

“他过两天过七十大寿。”我爸补充道。

我拎着东西出了门。好久没在厂区里这么走动了，感觉一切都变了样。宣传栏里贴着新的生产标语，“向质量要效益，向管理要未来”，字很大，很醒目。我记得以前那里贴的都是“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李叔家住在一楼，门口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棵葱和一架丝瓜。我到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用一块砂纸，仔细地打磨着一个木头块。

看到我，他很高兴，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杯热茶。

“小宸，好久不见了。最近怎么样？”他笑呵呵地问。

我低下头，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叹了셔口气：“厂里的事，我听说了。别往心里去。那姓钱的，做事就是这个风格，六亲不认。”

我端起茶杯，热气氤氲了我的眼睛。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把那天在厂长办公室里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我说到那句“他算什么东西”时，声音都在发抖。

我以为李叔会像我一样，会很激动，会为我爷爷鸣不平。

但没有。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等我说完，他放下手里的木头块，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

“小宸，你知道吗？”他看着我，目光浑浊但透彻，“你爷爷当年，跟这个钱厂长，有过节。”

我愣住了。

李叔抿了一口茶，陷入了回忆。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这个姓钱的，还不是厂长，只是个从大学分来的技术员。年轻，有冲劲，脑子也活。他搞了个技术革新，说是能把一个零件的生产效率提高一倍。图纸拿出来，大家都说好。老厂长也很支持，准备报到市里去评奖。”

“但是，你爷爷不同意。”

“为什么？”我急切地问。

“因为材料。”李叔说，“按照钱技术员的设计，那个零件要用一种新的合金材料，强度是够了，但韧性不足。你爷爷说，这种零件用在高速运转的机床上，光有强度不行，没有韧性，受力时间长了，容易产生金属疲劳，会断。一旦断了，就是机毁人生的事故。”

“你爷爷为了这事，专门做了实验。他用新材料和老材料各做了个样品，放在压力机上测试。结果，新材料的样品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嘣’的一声就断了，断口很整齐。而老材料的样品，在压力下，先是变形，弯曲，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给了足够的预警信号，最后才断裂。”

“你爷爷拿着两个断裂的样品，去找了钱技术员，也找了老厂长。他说，我们是搞机械的，不是搞数学的，图纸上的数据再漂亮，也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我们造出来的东西，是要给人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奖，为了一个名声，就把工人的性命当儿戏。”

李叔顿了顿，端起茶杯，喝干了里面的茶水。

“那次，你爷爷把钱技术员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老厂长听了你爷爷的，那个技术革新项目，停了。钱技术员准备了小半年的心血，全泡汤了。听说，他因为这事，好几年都没评上工程师。”

我呆呆地听着，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我从来不知道，爷爷还有这样一段往事。

“所以……”我喃喃地说，“所以他才那么说……”

“可能吧。”李叔叹了口气，“人心里的疙瘩，有时候一辈子都解不开。他觉得你爷爷是老顽固，挡了他的路。你爷爷觉得他急功近利，不负责任。谁对谁错，说不清了。但在你爷爷心里，技术的对错，比人情的大小，重要得多。”

李叔重新拿起那个木头块，用砂纸轻轻地打磨着。

“你爷爷这辈子，没当过官，也没发过财。他就认一个死理：手上的活儿，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留下的东西，不在银行存折上，也不在哪个领导的名单里。他留下的，都在他的手上，在他的工具箱里。”

“他的工具箱？”我心里一动。

“是啊。”李叔说，“你回家看看吧。你爷爷那个宝贝工具箱，还在吧？那才是他真正的家当。”

从李叔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夕阳的余晖把厂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走在路上，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想着李叔的话。

我爷爷不是不懂人情世故，他只是选择了坚守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他得罪了人，但他守住了一个工人的本分和良知。

回到家，我第一次主动走进了那个堆放杂物的储藏室。储藏室里很暗，弥漫着一股尘封多年的味道。我拉开灯，昏黄的灯光下，一眼就看到了墙角那个蒙着灰尘的木头箱子。

那是我爷爷的工具箱。

箱子是老榆木做的，很沉，边角都已经被磨得圆润光滑，呈现出一种深沉的油亮的色泽。我吹开上面的灰尘，打开了那把铜质的锁扣。

“吱呀”一声，箱盖打开了。一股混杂着木香和机油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爷爷的味道。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种工具。手锤、卡尺、千分尺、各种型号的锉刀、划规、洋冲……每一件工具，都被擦拭得锃亮，摆放得井井有条。它们不像是一堆冰冷的金属，更像是一群整装待发的士兵，安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主人的检阅。

我拿起一把锉刀。刀柄是木质的，已经被手掌磨得极其光滑，完美地贴合着手型。我能想象出爷爷当年握着它，在工件上反复打磨的样子。他的手一定很稳，很有力。

在箱子的最底层，我发现了几本厚厚的笔记本。封面是牛皮纸的，已经泛黄变脆。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一本。

里面全是我爷爷的笔记。字迹工整，一丝不苟。有的是技术参数的计算，有的是工件的草图，还有的是他自己总结的一些加工技巧和心得。

我看到一页，上面画着一个复杂的异形零件的加工图。旁边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此件材料为45号钢，热处理后硬度高，切削时易崩刃。进刀量不宜过大，转速控制在每分钟300转以下。切削液需用硫化油，冷却要充分……”

再往后翻，我看到了一段话，像是他的工作日记：

“今日试制新型轴承，遇难题。内圈滚道曲率要求极高，现有磨床精度不足。苦思一夜，仿古人‘水滴石穿’之法，以羊毛毡为轮，敷以极细之研磨膏，低速慢磨。耗时七小时，终成。虽笨，然心安。”

虽笨，然心安。

这六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我的内心。

我终于明白了。我明白了爷爷的“了不起”到底是什么。那不是权势，不是人脉，而是一种近乎于“道”的、对技术的敬畏和专注。他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些冰冷的铁块上，用自己的双手，赋予它们精度和生命。他的世界里，一个“丝”的误差，就是天大的事。他的骄傲，来源于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的踏实和心安。

而我呢？我继承了他的姓氏，继承了他在工厂里的岗位，却没有继承他这份精神的万分之一。我把工作当成混日子的工具，抱怨它枯燥，嫌弃它劳累，从未想过去钻研，去精进。我以为凭着爷爷的名声，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错了。错得离谱。

钱厂长说得对，他算什么东西？在那个只看报表、只看效率的新世界里，一个坚守着“笨办法”的老工人，确实什么都不是。

但是，在我心里，在懂他的人心里，他是一座山。

我把那些笔记本一本一本地看完，直到窗外泛起了鱼肚白。我一夜未眠，但头脑却异常清醒。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我那间小屋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把我那些游戏机、漫画书，都收了起来。然后，我把爷爷的那个大工具箱，搬进了我的房间，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我开始自学。

我把我爸那些早已过时的技校课本都翻了出来，从最基础的《机械制图》、《金属材料学》看起。遇到不懂的，我就拿着爷爷的笔记本去对照。爷爷的笔记，比任何教科书都写得更详细，更实用。他不仅有理论，更有无数次失败和成功换来的经验。

白天，我就去厂里的废料堆里捡些废铜烂铁，拿回家，在阳台上支起一个小台钳，用爷爷的工具，学着锉、锯、磨。一开始，我连锉刀都拿不稳，锉出来的平面，坑坑洼洼，像狗啃过一样。我的手被磨出了血泡，虎口震得发麻。

但我没有放弃。

每当我感到疲惫和烦躁的时候，我就会翻开爷爷的笔记本，看看那句“虽笨，然心安”。然后，我就能重新静下心来。

我爸妈看着我的变化，什么也没说。但我妈不再唉声叹气了，她会默默地给我端来一杯热茶，在我练习的时候，悄悄地给我披上一件衣服。我爸偶尔会走过来，看我锉的工件，然后指点一两句：“手要稳，腰要用力，锉刀要推平。”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我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我锉出来的平面，越来越平，越来越光。我能用卡尺，把尺寸控制在一毫米以内。

春节前，我们家属院的王阿姨家的下水道堵了，找了几个管道工都没弄好。我爸让我去试试。我拿着自己做的一个小工具，捣鼓了半天，竟然给捅开了。王阿姨非要塞给我二十块钱，我没要。但是，当她笑着对我说“小宸，你真能干，跟你爷爷年轻时一样”的时候，我心里比拿到两百块钱还高兴。

从那以后，家属院里谁家有个水管漏水、自行车掉链子、门锁坏了的小毛病，都愿意来找我。我从不收费，只当是练手。我的名声，竟然在街坊邻里间，慢慢地传开了。

春天的时候，我爸一个老同事，自己开了个小小的机械加工厂，接一些零散的活儿。他听说了我的事，找到我爸，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帮忙。

我去了。

那是个很小的作坊，只有三台旧机床，挤在一个租来的车库里。条件比红星厂差远了。但我干得很起劲。我不再是那个上班打瞌睡的懒虫了。我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我把机床擦得干干净净，把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我做的每一个零件，都用卡尺反复测量，确保分毫不差。

老板是个实在人，他看我肯干，也愿意教我。他教我怎么看图纸，怎么操作车床，怎么磨刀具。我学得很快，因为我有爷爷的笔记做底子。

半年后，我已经能独立操作车床了。有一天，老板接了个急活，一个形状很复杂的非标零件，客户要得很急，价钱也给得高。老板研究了半天图纸，直摇头，说这个活儿太难干，他没把握。

我拿过图纸，看了很久。我想起了爷爷笔记本里记载的一个类似的零件。我跟老板说，让我试试。

我在那台旧车床前，整整站了一天。我按照爷爷笔记里记录的方法，自己动手磨了专门的刀具，一点一点地切削，一次一次地测量。晚上十点多，当我把最后一个光洁如镜的成品交到老板手上时，他拿着游标卡尺，翻来覆去地量了十几遍，眼睛都瞪圆了。

“小宸，”他拍着我的肩膀，声音都有些变了，“你……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精度，比图纸要求的还高！”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只是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安宁。

那一年，我二十岁。我没有回到红星厂，也没有成为什么大人物。我只是一个在小作坊里，和油污、铁屑打交道的普通车工。我的工资不高，我的工作很累。

但是，我再也没有感到过迷茫和空虚。

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知道，我手里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传承。

几年后，我用自己攒下的钱，和老板合伙，把小作坊扩大成了小工厂。我们买了新的数控机床，但那台老旧的普通车床，我一直留着。有时候，遇到一些特别精细的活儿，我还是喜欢亲自动手，用最“笨”的办法，去寻找那种“心安”的感觉。

我再也没有见过钱厂长。听说，红星厂在他手里，确实起死回生了，效益好了很多，但原来的那些老工人，也走得差不多了。那座曾经像家一样的大院，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高效运转的商业机器。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或许，站在他的角度，他没有错。他只是一个尽职的、冷酷的操盘手。

而我，也终于可以平静地面对那句“他算什么东西”了。

是啊，我爷爷算什么东西呢？

他不是报表上的数字，不是权力场上的筹码。他只是一个工人，一个用一辈子，去和“丝”较劲的匠人。他留下的，不是可以让子孙坐享其成的荫庇，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

这种精神，在某个时代，或许会被轻视，会被遗忘。但它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土里，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终究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可以为自己遮风挡雨的树。

现在，我就是那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