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飞了以后

七六年那年，我十八岁，本来指望着马上能进供销社上班。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简直就是姑娘里的“香饽饽”——衣着利落、环境体面，左邻右舍都得高看一眼。没想一夜之间，梦碎了。工作没影儿了，父亲一句“教书育人是一辈子的事业”，就把我赶上了讲台。许多年过去，这个当年让我气到想跺脚的决定，反倒成了我人生路上最要紧的拐弯。

说到供销社，你要是没见过老县城的热闹，肯定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场面。大红门楼上“县城供销社”四个字扎眼得很，两棵老槐树一到盛夏就把门口整个儿盖住。树下总有几张常年不挪窝的长木凳，老头老太太们聚着唠家常。我记事起，就在满屋子的布匹、肥皂、搪瓷缸子里打转，那里像个宝库似的，什么都有。

我娘是早年老员工，五几年的时候，毛衣袖子扎得刚超过胳膊肘，就进了这个供销社。那时连布票都比粮票金贵，每次进新布头，街坊邻居披星戴月来排队，柜台前排成两条蚂蚁线。我最喜欢藏在布柜台后头，看大人们一边摸着花布，一边盘算哪块最适合做孩子的新衣。

母亲生手快，吆喝声总带点小得意：“上海确良、杭州青年布、北京华达呢——谁家姑娘要办嫁妆的，来瞧瞧！”只见她腾腾地剪、算、包，一忙起来午饭都顾不上吃。一张布票在手，比拿到奖金都高兴。有好几回，我帮着在柜台边打算盘，虽说算盘珠子老夹手，但总觉得自个儿也快是营业员了。

供销社里不光有卖布的，百货、五金样样俱全。每逢过年，稀罕的水果罐头、糖果、腊肉都能拿出来卖。小的时候我就惦记着母亲藏在大褂兜里的几颗大白兔糖，粘牙又香甜。那些年，家里靠着供销社的工资，在东街盖上了一间小房子。那点砖瓦和后院几只鸡，在紧巴巴的日子里已经算是让邻居眼红的好日子了。大家都说，我们家靠得是“铁饭碗”。

说回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怪得很，春天过完就是高考还没恢复的荒年头，大半的同学不是回家待业、就是扛包下乡。我家倒早就打定主意，由我接娘的班。碰见人，总有人乐呵呵地跟父亲搭话：“闺女快进供销社了吧？”父亲每回都抿嘴、眯眼笑，满脸是得意。

县城的供销社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这个营生叫“吃皇粮”，真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名额像金豆子，格外稀罕。前些天，母亲特意领我挨个柜台转，说出了点意思——“你将来接我的班，就是百货组，清闲还带凉风。”我哪曾想过别的，每天晚上都梦见自己穿着蓝灰工作服，在柜台里剥糖，跟一堆阿姨大声嚷嚷。

偏偏事不随人愿。八月中那个闷热的下午，我正在院子帮着择菜，父亲推门进来，铁青的脸色像是在心里跌了一跤。母亲连菜刀都握紧了，忙凑过去问：“咋了？”父亲没搭腔，抽了根烟，半天憋出一句话：“你娘的班，没了。”

屋里一下静透。我脑袋“嗡”的一下——怎么可能呢，前天还听说名额稳稳的。父亲捏着烟头，闷声闷气憋出几个字：“上头张科长的侄女顶了……人家更有关系，咱也没脾气。”

真要命，我心里一空，像下楼梯一脚踩空——美好的日子全泡汤了。我进屋，蒙头大哭了一场，连新买的工作服都扔进箱底。从前的算盘、笑脸，全都不想再碰。

母亲蹒跚着围着房里打转：“闺女啊，供销社没了也得找个营生，你要不试试纺织厂？”父亲摇头——“那儿名额早满了。”他吸完烟，还是提了个新主意：“我找了张铁山，教育局的。他说能给你安排个林村小学的民办教师。”

一听“民办”，我直接翻了脸。工资只有供销社一半，编制都没有，还要骑十里山路，每天累像只狗。母亲咧着嘴不放心：“教书比营业员难多啦，供销社才叫安稳！”父亲低低回一句：“可老师这行，能一辈子。说不定日后有了转机。”

开学那天，天还没亮，我就骑着父亲二八大杠，拼命在满是碎石的土路上颠簸。秋老虎没收工，晒得我脑门直冒汗，心里又慌又恼：没教过书，学生也不认，完全就是“生面孔”。

林村小学是山腰下几间灰瓦破屋。走廊上摇着的红旗有些暗淡，几棵老槐树都黄叶了。校长李老头和蔼地迎上来，说一句“贾老师”，我却觉得自己像换了个壳，连名字都不像自己的了。他递给我课表：“三年级语文，第一节你上。”

进教室那一刻，我差点就跑出来。三十多个孩子，眼巴巴盯着，一半人连课本都没。小男孩举着手为难：“老师，我没书。”我一时语塞，只能硬着头皮扯出点笑：“明天老师给你带书来。”

那天课上得磕磕巴巴，生怕露怯。可孩子们一个个眼里全是信，没半点嘲笑。课后几个小丫头拉着我，“老师你明天还来吗？”我下意识点头，心却酸得厉害。

当天回家，我翻出自家堆了一笸箩的旧课本和习题册，连夜整理。父亲见我忙乎，长叹口气，说：“闺女，这活儿，累是真累，可人心还踏实。”

日子就这么一页一页过。民办教师工资虽不高，但孩子们有时送个山果子，一听我夸他们，就仰头傻乐。母亲总心疼地埋怨：“干嘛那么辛苦？”可自打当了老师，我才慢慢懂了些东西。小芳是我最好的学生，家里穷成绩又好。眼看着只差点书钱就上不了县重点。我把自己挣的第一份工资给她买了新课本。隔了好多年，她还常来看我。

一年后风头又变。这年秋天，路边大字报刷出来一个劲爆的消息：高考复活了。我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觉，拿着报纸追着父亲认认真真说：“我要考师范！”

备考那阵子是真着急，白天上课，晚上埋头到深夜。母亲帮着煮姜糖水，埋怨几句又忍不住跟左邻右舍念叨：咱闺女是要出息的人。

考上了省师范学院，还是带编制的。发到转正通知时，我跑去找父亲报喜，他笑得比我还灿烂，像突然年轻了二十岁。

再回头看，所有美梦开始的供销社，此刻早没了曾经的体面光景。那些老同事，今天四散各地，有在市场卖小百货的，有拉板车的。铁饭碗突然没了炉火，反倒成了死水一潭。倒是我，成了校里年龄最小的正式女老师，房子换成了学区新楼，学生一茬接一茬。

九零年代，儿子问我：“妈，你要是一开始就进供销社，后来怎么样？”我故意哈哈大笑：“早下岗了。那哪里有你妈现在每天能跟学生撒欢讲课开心？”

现在村里好了，学校也重新盖了高楼，操场是彩色的塑胶，学生们书包新得晃眼。回头看那条上班的山路，荆棘已变成了柳树和路灯。谁说当年走丢了路？其实是人生给我指了条岔道，走着走着，反倒成了正路。

有时想啊，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你抓破头也琢磨不出明天等着你的是什么——一步差错，可能换来咬牙切齿的不甘，可扭头一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又能说得明白？假如当初真的混进了供销社，或许我早已不是今天的自己，也不会有后来那些感动、庆幸和温暖的瞬间。

前阵子县城大改造，我特意站在街口发了会儿呆——供销社早拆成了商场，一条街的老邻居全换了新面孔。可我兜里还留着一颗大白兔糖，就算时光过去这么久，拆不掉的，还是那些不舍和人生的转弯。